虽然现代人可以吹毛求疵的指出《澶渊之盟》存在着很多隐藏问题，但是当时的人并不这样认为，宋辽两个超级大国是真心诚意的合盟，尤其是从数十年酷烈的战争中解放出来，双方都异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和平。宋真宗和辽圣宗之间的兄弟之约也并非简单的外交辞令，而在很多方面都体现出真实的情感，这或许是两人对和平的感激，抑或是两人之间的惺惺相惜。而宋仁宗驾崩时，辽道宗当着群臣和宋使之面失声恸哭，其感情之真挚绝非矫揉造作。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帝国（伊朗、阿拉伯和东罗马显然要略逊）如果能够始终保持这样的友好态度，各自发挥比较优势，是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的。蒙古草原从来都是令中原王朝头疼的地方，但是辽帝国的出现，却将他们非常好的捏合在一起。一个强大的辽国，完全可以将这些游牧部族很好的统治起来，中原王朝则只需支付一点小钱就可以免去成本和风险都极大的边患，更加专注于经济文化建设。事实上，利用宋辽之间的百年和平，宋帝国专注于国内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宋辽双方将比较优势发挥到了最大。同时宋帝国专注于用兵西夏，几乎要彻底打通这个东西方贸易路线上的最大障碍。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个史所未见的个性昏君出现了，他那充满后现代美感的行为艺术葬送了这本来美好的一切。
什么都能干，除了皇帝
《澶渊之盟》签订之后，虽然辽国也一直利用西夏牵制宋帝国并从中渔利，曾一度再次提出关南十县的领土要求，被拒后也将岁赐改称岁币，并从三十万增加为五十万，但总体而言是出于真正的和平，一百二十年不兴刀兵。我们暂时跨过这和平的一百余年，直接跨进至宋哲宗元符三年（西元1100年），深受先帝宋神宗精神鼓舞，一生有志于重振汉唐天威的宋哲宗英年早逝（似乎是吃错药吃死的），享年仅25岁，在位15年。虽然哲宗没有亲眼看到西夏帝国的彻底灭亡，但是宋帝国的层层堡垒已经可以远眺灵州城楼，游骑可以随时到城下问候党项人，这个长年占据着东西方商路的强大海关帝国即将把关税权全部移交给宋帝国了。或许在哲宗驾崩时，非常相信继任者能够给这匹虽然强壮却已被压得不堪重负的骆驼加上最后一根稻草。
哲宗去世时尚无子嗣，只能在他的兄弟中挑选继任。向太后召集群臣在福宁殿商议后事，宰相章惇“厉声”道：“按照礼律，应该立大行皇帝的同母弟简王为帝。”章惇其实是占据了道理的，但是向太后却答非所问：“神宗诸子中，申王年长但是眼睛有病，其次可以立端王。”章惇只好退让一步：“按礼律可以立简王，按长幼可以立申王。”言下之意仍然不愿意立端王。但是向太后显然是吃准了要立端王，又辩解道：“都是神宗的儿子，何必分那么清楚？当年神宗曾说过端王有福寿，又仁孝，不同于诸王。”相信这种客套话神宗对每个儿子都说过。章惇还坚持道：“端王轻佻，不能君临天下。”这时知枢密院事曾布呵斥道：“章惇！听太后的处分！太后，章惇从来没和大家商议过，我们都不赞同他，就按太后的意思办。”尚书左丞蔡卞、中书侍郎许将等也纷纷附和，章惇“为之默然”，被迫接受了这个结果。向太后召端王赵佶前来继位，即为宋徽宗。
为什么太后这么喜欢端王呢？其中的道理的也不难理解，首先，端王赵佶相貌极其英俊，号称当世第一美男子；其次，他才华横溢，堪称李白、苏轼之后能够代表汉文化的又一人，其诗词水平比苏轼等略逊，但在书画方面的造诣直追书圣王羲之。当时他只有18岁，造诣尚浅，但后来他会创立“院画派”和“瘦金体”，开创了书画艺术的一个崭新时代。宋徽宗存世的真迹均为无价之宝，其在艺术上的巅峰成就至今无人能望其项背。再次他正如章惇所说“为人轻佻”，也就完全没有王爷的架子，是一个非常好相处的人。这样的人当然是人见人爱，相信章惇也绝不讨厌他本人，只是反对他当皇帝而已。不过向太后的决定却带有明显的感情色彩，不够理性，曾布等人也缺乏做官的原则，盲目服从太后的决定。章惇此人阴险毒辣，尤其是陷害了大家都很喜欢的大文豪苏东坡，在历史上评价很差，被《宋史》列入《奸臣列传》，但仅从徽宗继位这件事来看，他却非常符合儒家做人为官的原则。
徽宗是一个非常聪明能干的人，后人有一个评价：宋仁宗才能平庸，除了皇帝什么都不能干；宋徽宗才华横溢，除了皇帝什么都能干。然而不幸的是，他恰恰就当了皇帝，对宋廷的权力体系和运作方式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现在很多人都认为徽宗的昏庸奢侈导致朝政黑暗，而宋王朝的“积弱积贫”也达到了顶峰，人民生活艰难，所以起义不断，这些人还列出方腊、宋江等著名起义来作为证据。但这种观点未必准确，徽宗朝有一些起义不是因为“贫弱”，相反，根据库兹涅茨“倒U型”理论，这恰恰是经济发达的表现，政府财政支出比例的增加也是符合瓦格纳法则的，这些问题还会在后文详细讲到。宋徽宗的主要问题在于打破了宋朝原有的权力制衡体系，造成了朝廷的决策机制严重退化。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最高统治者、官吏、人民是三个自然存在的、相互制衡的权力主体，而按照宋朝的组织结构设计，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皇帝、宰执、台谏三个权力主体又相互制衡。众所周知，三角形是最稳定的一种几何结构，这种三方权力制衡的方式最容易达到稳定。三方中的任何一方出现不正确、不理智的决策都容易被另外两方联合否决，以此保障朝廷决策符合事理。但如果其中两方联合起来形成稳定的政治同盟，压制住第三方，就容易形成事实上的独裁专制，联合方的错误决策就很可能通过。当然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本身很小，宋徽宗这个思维方式很有问题的人恰恰就给遇上了！
宋徽宗本身不适合当皇帝，他的决策很难说正确，但是如果宰执和台谏都负起责任来，监督他的行为，纠正他的错误，朝政还是可以正常运转下去。然而不幸的是，经过神宗、哲宗朝的“新旧党争”，宋朝的官员队伍元气大伤，那些抛弃了儒家传统道德观念，专以投机钻营以求上进的“新党”充斥着朝廷，其中一个非常投徽宗之所好的大奸臣蔡京崛起了。蔡京是王安石的女婿蔡卞的哥哥，属于新党骨干，而除了新党共同的专长外，他恰恰又有一门别人不能具备的才能：高超的书法艺术。抛开他的奸臣事迹不谈，他在书法史上的地位也不容抹杀，甚至有人认为“宋书四大家”中的“蔡”既指蔡襄，也指蔡京，蔡京的成就确实也不低于蔡襄。政治上他又是新党的骨干，这样的人当然深得徽宗赏识，徽宗尚未亲政就力保其为宰相，共任17年宰执，堪称徽宗一朝最炙手可热的人物。蔡京仰赖徽宗对他的私人欣赏，权位超过了其他新党的老上级。他作为宰相，对皇帝无条件依顺，沆瀣一气，极大的破坏了宋朝多年来形成的三方制衡的分权体系。皇帝和宰执结为一体，压倒了台谏，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压倒了整个官员队伍和人民百姓，形成了事实上的集权专制，监督制约降到了最低程度。当然，如果他们俩只是一般的昏君和奸臣还好说，他们死了以后下一朝不太可能又遇到这么无敌的君相组合，朝政有望恢复正常，而更可怕的在于：他是个艺术家。
艺术家中不乏神经质，“宋书四大家”中蔡襄、苏轼和黄庭坚时代较早，而和徽宗同时代的米芾，与徽宗的私交更胜蔡京。但是此艺术家品行过于不羁，自号“米癫”，经常公开表演诸如把砚台当成自己的脑袋、在大街上抓住人家的石头结拜兄弟之类的行为艺术，确实不可能入朝为官。事实上宋徽宗本人也是身不由己被推上了皇位，不然很可能四十岁左右，艺术气质臻于化境，也会和米芾一起上街去当疯子。宋徽宗的艺术家气质同样也贯穿到了他的治国理念中，试想如果有一位韩琦这样的贤相，一定也能监督他不要乱来。可惜满朝都是蔡京、曾布、吕惠卿这些家伙，那还有什么好果子吃，大家都一起来胡玩吧。
海上盟约：邀盗分邻的极端可耻行为
幽云十六州，最初宋辽双方都认定是自己的国土，各自占据了一部分又都惦记着对方的那一部分，最后签订了《澶渊之盟》保持现状。尽管辽帝国一直扶植西夏以牵制宋帝国，但是西夏的国力始终无法和宋帝国这个庞然大物相抗衡，到徽宗朝已经进入濒死阶段，徽宗只需再加上一把力就可以掐死这个海关帝国。然而就在此时，一个新的机会摆在了他的面前。
政和元年（辽天祚帝天庆元年，西元1111年），宋廷遣端明殿学士郑允中出使辽国贺正旦，检校太尉童贯副之。这本来是一次例行公事的互使，但是在路上他们却遇到一个人，改变了历史的进程。这个人当时名叫马植，本来是辽国的大族，官至光禄卿，但是在辽国人缘却很不好，所以来投奔宋朝。他夜见童贯，声称有灭辽之策，童贯大惊，将其改名为李良嗣，偷偷带回觐见徽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