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庞在《革命心理学》中说，“尽管革命的起源可能是纯粹理性的，但我们千万不能忘记，除非理性转化为情感，否则革命酝酿过程中的理性不会对大众有什么影响”，“例如在法国大革命中，哲学家利用理性逻辑来指责旧制度的弊端，激发人们改革的愿望，神秘主义逻辑依靠一个社团，根据某种原则来发展其会员，激发人们的信仰；情感逻辑则释放了人们多少个世代以来一直受到禁锢的热情，并导致最恶劣的放纵”；
为证明革命的合法性，辛亥年对旗人的杀戮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有意隐去，但历史终究是历史，革命也具有多样性，它不可能像处丨女丨一样的清白。辛亥年，凡是有满城的地方，都出现过滥杀的情况，只是程度上往往因地而异。当然，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辛亥年悲剧发生时还是有很多汉人设法去保护那些无辜旗人的，如武昌的士绅要求军政府禁止士兵进入民宅搜索旗人，一些西安幸存的旗人也在事后回忆称为汉人老百姓所救。在鲜血与生命的面前，人性的善良终究要高于那些莫名的革命冲动与无逻辑的理念。
客观的说，非理性的“驱逐鞑虏”策略在很大程度上要为此负责，特别是起义酝酿期的“排满”宣传，其负面效应极大。武昌起义后，以鄂军都督黎元洪名义发布的布告中就直截了当的指明:“须知今日满贼，并非我汉家儿”；“藏匿满奴者斩”；“能搜献满人及接济军械、保护外人生命财产者，均有赏”。陕西革命的领导人之一张钫也在《辛亥西安东征举义日记》中说：“西安革命党人起义后，行至街中，向空中放枪数百响，到处宣言此举排满，与我汉人商民无关，尔等勿惊。识者门口备茶水，贴兴汉灭旗字样。”
激变时期的民众心态与和平时期不同，在革命者的潜意识里，杀满是为了给“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汉人复仇，这种一而贯之的宣传使得革命者在屠杀中丧失了罪恶感，相反，他们在从事时心中充满了神圣感甚至正义感。这恐怕就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了。事实上，不分青红皂白的杀戮与灭绝性的宣传不仅令旗人惊恐万状，其他民族和汉人士绅也为此感到大为不安，曾有人提出这样的质疑：“古者督军元戎，而举仁义之师，大兵到处无不以民命为重，谅仁者之师，必能开恩赦宥于无辜。刚刀虽利，而不杀投降之卒，为何有不容满军投诚之令命？”
无纪律约束的会党分子造成革命中的滥杀，但在很多时候，他们也会成为被杀戮的对象。譬如在四川，引发革命大潮的“保路同志军”多为“袍哥部队”，据时人所见，他们或拥一城或踞一寨，称都督号大王，拥众自雄，莫能相下，“他们的装束打扮都很奇特而复杂，有的头缠白帕，有的打着英雄结，有的戴瓜皮小帽、斗笠、草帽、藏袍、短褂，或将长衫剪去一截，有带红绸结花的腰刀或腰插短枪匕首，有穿麻耳草鞋，上结红花或穿元口平鞋、滥衣破裳，真是五光十色，甚至戏装，几乎应有尽有”。各哥老会进城后，什么“公口”、“茶哨”、“办事处”的灯笼都挂了出来并勒令商民富户缴纳饷需，而各派之间又意见不和，互相仇杀几无宁日。
广州光复也是如此，进驻省城的各路革命军五光十色，俯拾皆是。据估计，当时的革命军约有十万之数，而其成员又以会党、绿林及贫苦农民为主。在这些革命军统领中，以石字营统领石锦泉最为凶恶。此人原是打石匠，后兼营头发生意，曾用头发包运军械接济革命党人，有些许功劳。石与新军标统秦觉有嫌怨，革命后，秦畏惧石的凶焰躲进咨议局第一师司令部（第一师师长钟鼎基与秦为日本士官第六期同学），谁料一出局门，便被石的党羽劫持，当场将秦生剖（丨警丨察郑家森在革命后也被生剖，因其捉拿了刺杀广州将军孚琦的革命烈士温生财）。除石锦泉外，还有一个叫“百二友”的民团（或称会党）也在街上横行无忌，导致广州秩序异常紊乱，商民叫苦不迭。
在胡汉民走往南京后，继任都督陈炯明痛下杀手，先是石锦泉与其参谋长自寻死路，其手携土制丨炸丨弹冲进都督府索要饷项，结果被卫队官兵捆起，当天下午即执行枪毙，石字营被强行解散；接着，王和顺、杨万夫、关仁甫的司令部被新军用炮轰毁，强压之下，其他民团缴枪的缴枪，解散的解散，广州这才得以安靖。至于那些“百二友”，也被广州丨警丨察厅长陈景华消灭得八八九九。陈的命令，凡是穿白鞋、绿袜、吊带和头上前留一小撮头发的，都是“百二友”，一经捕获，即绑去东校场枪决。
据时人所述，东校场分作四个杀人区域：一个是陆司令的，一个是海军司的，一个是广阳绥靖处的，一个是广州丨警丨察厅的，各区域都竖有几根黑旗，押到囚犯，各就黑旗旁边枪决，以绥靖处和丨警丨察厅两个区域杀人最多。沈从文在《辛亥革命的一课》中曾这样描述了家乡湘西凤凰县的辛亥年:十岁的他，“一有机会就常常到城头上去看对河杀头……与其他小孩比赛眼力，一二三四计数那一片死尸的数目……”。
一个甲子以前，太平军时曾国藩以杀止暴，革命本以暴力为最后仲裁，能止暴者者，唯有更具组织之暴力，清亡后武夫秉国，结局可想而知。辛亥年中崛起的山西都督阎锡山，他后来追论当日死于新军枪下的山西巡抚陆钟琦时，也承认其“精神和人格值得我们敬佩”，因为“立场是各别的，人格是共同的”。但是，革命是无理由的，因而陆钟琦的被杀也是不能够解释的。革命只是一时，历史要追问的是，杀死满城里那些没有抵抗能力或者说根本就是无辜受害的旗人（特别是老人妇孺），革命党人——不管是做宣传的还是亲自动手的——他们在事后会不会在心里感到有一丝不安的呢？
后人们必须要思考的是，历史上的杀戮，各种各样的杀戮，各族之间的杀戮，是否可以成为下一个新的杀戮的理由？如果是这样，历史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它是让人明智还是让人愚蠢甚至是凶残？如果是后者，那历史本身也应该是“有罪”的——只知道教给人们仇恨的历史，不要也罢——但更多的情况是，历史往往被政治所利用，最终沦为政治的牺牲品，在偏激甚至有意误导下的历史观指导下，如何能培养民众的理性思维并进而营造一个理性社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