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一次，实力最强大的张作霖却首先站出来表示支持，他自请撤销“镇威将军”的名号并解除东北巡阅使的名义，算是给了段祺瑞一个好大的面子。既然张作霖作了表态，其他各省督军也就依葫芦画瓢，纷纷将自己的督军名义拿掉，而改称“军务善后督办”。但这个督办和督军到底有啥区别，或者“军务善后督办”本就可以简称“督军”或者“督办”，原本就是换汤不换药的混杂使用。
段祺瑞随后打出的另一张牌，则是邀请各界名流、军政要人来北京召开“善后会议”，规划未来中国的制度构架和发展走向（最好能搞个宪法之类的）。作为一个补偿，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首先向孙中山先生发出联名邀请，请他迅速北上商谈国事。
孙先生在接到电报后，认为这是十三年来难得的一次机会，有望实行国家的和平统一，于是立刻复电，表示自己将在数日后轻装北上。看来，在经过北伐的多次失败后，孙中山也不再迷信武力了。
行前，孙中山发表了两个重要观点，一是召集国民会议，谋求中国的统一与建设；二是废除中外的不平等条约。在北上的途中，他一直强调这两个观点，但段祺瑞随后在施政纲领中宣布“尊重条约，外崇国信”，孙先生十分气恼，说：“我在外面要废除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又何必欢迎我！”
话是这么说，此时的孙中山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冲动的“孙大炮”了，他这次并没有意气用事，而是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继续北上……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三次北上，也是最后一次（第一次清末投书李鸿章，第二次是民国初年会见袁世凯）。
按理，孙中山与张作霖的交情应该算不错，比如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张作霖被吴佩孚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正当全国都在偷着乐的时候，唯独孙先生站了出来，大骂“吴贼”，并不惜与陈炯明翻脸，要发动北伐；第二次直奉战争，孙中山也是与张作霖、冯玉祥形成三角联盟的，虽然没有帮上大忙，毕竟也是聊壮声势。此等友谊，非同一般。
但是，孙中山到天津后，张作霖的接待是很不够意思的。张作霖当时住在蔡家花园，他听说孙中山要来拜访后，非但没有亲自出来迎接，反而故作警备，搞出什么大刀、大槊的仪仗队来吓唬人，这不是十分可笑吗？你想孙先生走南闯北，五洲四海哪里没有去过，要在孙先生面前摆威风，张大胡子也未免太小家子气了。
张作霖故意给孙中山冷遇，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孙中山当时已经采取了“联俄”甚至“以俄为师”的政策，这让张作霖很不满。他在与孙中山会谈时公然宣称：“我是捧人的。我今天能捧姓段的，明天就可以捧姓孙的。惟我只反对共产，如实行共产，则虽流血所不辞！”看来，张作霖对共产制度是非常痛恨且畏惧的，何况东北就在苏俄的旁边。
另外，张作霖对孙中山“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言论也很不以为然，他说：“外国人不是好惹的，而且各国公使对联俄联共政策也很不满，希望孙先生放弃这个政策。”当然，“废除不平等条约”也是苏联推销的产品，不过他们也没有退还侵占中国的领土嘛！
《北洋年代》连载208
孙中山的北上会谈从一开始便不顺利，这也加重了他本来就有的病情。到北京后，孙中山因事务繁忙，导致病情加剧，最终于1925年3月12日因肝癌而告别人世，终年59岁。孙中山去世后，段祺瑞下令举行国葬，但蹊跷的是，在孙先生的出殡之日，原本答应出席的段祺瑞段执政却并没有出现，这在当时也未免有点不近人情。
在北京中央公园社稷坛举行公祭时，豫军总司令樊钟秀特别致送了一个阔丈余，高五尺的巨型素花横额，当中大书“国父”二字，这也是孙中山在公开场合被尊称为“国父”的最开始（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在1940年的第143次会议中决议，正式尊称总理孙中山为“国父”，之前一般称“总理”）。
在孙先生病情加剧的同时，段祺瑞的善后会议也如期开幕了。从善后会议的代表资格来看，这显然是上层人物们的聚会。你看参会人员的资格：一是有大勋劳于国家者，如孙中山、黎元洪等；二是讨伐与制止贿选及内乱的各军领袖；三是各省区及蒙、藏、青军民长官；四是有特殊学识、资望、经验者由临时执政聘请，如胡适等名流。
由此可见，善后会议并不是为了取得民众的共识，而是为了取得上层人物的共识而召开的，由此能搞出什么名堂呢？代表固然是少了许多，层次也上了好几个台阶，但矛盾呢？利益冲突呢，一样不少嘛！
譬如会议的重点议题“改革军制”，段执政想拿掉武夫们的军权，哪能这么容易呢？再说“整理财政”这项，中央想收回财政权，那地方上怎么会答应？所以善后会议也就是“雷声大、雨点小”，最后不了了之。
一句话，善后会议或者说国民大会的召开是需要枪杆子撑腰的，但枪杆子撑腰下又如何会有真正的民意大会呢，这显然是个悖论嘛。这个问题，以前的人解决不了，一个善后会议就可以解决了？难哪。
由于北京政府财政极其困难，段祺瑞随后又遇到了“金佛郎案”的麻烦。所谓“金佛郎”，指的是纸币法郎的含金量，当时法国提出中国的庚子赔款应该按“金佛郎”来计算，而不再按当时流通的纸币法郎来结算。为什么呢，因为一战结束后，纸币法郎大幅贬值，如果仍旧用以纸币法郎结算的话，法国人觉得自己吃了大亏。
那法国人凭什么提出这个无理要求呢，因为法国当时串通了其他列强，将1922年12月1日开始的关余、盐余（即海关总署代收的关税、盐税在扣除当年应偿还的外债及其成本之后的结余，这笔钱是直接交给北京政府的）1500万元全部扣留，不准中国提取，这岂不是强盗行为？要是答应了法国，其他国家也这么干，损失不是更大？
但是，段祺瑞政府当时也是没有办法，承认“金佛郎案”是饮鸩止渴，不承认则财政崩溃，实在也是两难。而这时，与列强的关税会议也在同时举行，段祺瑞要想在争取提高关税，就得在某一方面让步。思来想去，段祺瑞最后还是决定先在“金佛郎案”上让步，并最终与法国签订了协议（这笔款项后来退为中法合办的中法实业银行资本金，其实是加重了中国的出资）。
关税会议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事件，这就是上海的“五卅惨案”，列强为了平息中国人的愤怒，最终在这个问题上让步，承认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利。但由于段祺瑞执政期间局势一直不稳定，关税会议也是大会小会不断，关税自主权的具体问题最终还是没有能够落实下来，以至于错失良机（如同蒙边问题和苏联答应退还侵占领土之谈判问题）。
当时的国内不靖，主要还是各派势力特别是冯玉祥国民军与张作霖奉军的地盘划分问题，这才是真正的大问题呐。
《北洋年代》连载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