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这么说，此时的北京完全在冯玉祥的控制之下，即使有人想帮溥仪，那也是无能为力的。溥仪被赶走了，冯玉祥将紫禁城封存清点，并预备作为博物馆进行开放，但紫禁城面积之大、藏物之多，并非一年半载所能完成，之间的种种变故甚至文物流失，难免瓜田李下，揪扯不清，冯玉祥也因此受到了当时舆论的误解和批评。
将溥仪驱逐成紫禁城的另一个重要隐患是，给日本分裂中国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工具。在驱逐事件发生后，日本人对溥仪的遭遇给予了高度的同情和异乎寻常的关注。后来，在日本军部的密谋下，溥仪逃到了日本使馆，随后又逃到天津日租界，并在日本人的卵翼下，于“九一八事变”后出任“伪满洲国”的执政，这是后话。
《北洋年代》连载205
二、段祺瑞出山任执政
在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虽然他暂时控制住了北京的局势，但随着吴佩孚势力的崩溃和奉军的不断入关，如何收拾残局却非冯玉祥一人之力可以主导的，黄郛的临时内阁也只能起到过渡的作用而已。
1924年11月10日，张作霖来到天津后，便电邀冯玉祥来津商谈善后问题。在蔡家花园举行的会议上，张作霖、冯玉祥等人对拥戴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的问题达成一致。由此，在直皖战争失败后潜伏了近4年的北洋大佬段祺瑞被再次推了出来
最开始的时候，冯玉祥是希望孙中山能北上主政的，因为冯玉祥一直以来便有朴素的革命思想，对孙文学说比较推崇，因而在政变后也试图打出孙中山这张牌，但冯玉祥的主张遭到张作霖的反对，一来是孙中山虽然参加了反直联盟，但在这次战争未实际参与；二来长江流域的七省督军也认为段祺瑞出面组织政府是一个更容易接受的选择，因此冯玉祥也只能作罢（再者，孙先生的实力、威望和主政能力恐怕也颇难胜任）。
段祺瑞在直皖战争失败后，全家便搬到了天津，过上了隐居的生活。到天津不久，老段突然开始吃斋念佛，每天早上起来，他第一件便是在自家的佛堂焚香念经，并成为他每天的功课，从未间断。而且，老段在信佛之后，也开始改吃素食，除了自己养几只母鸡下蛋供应外，荤食一概不碰。
段祺瑞虽说已经吃斋念佛，但并没有看破红尘，做到四大皆空。每次有学生、旧部、朋友来拜见他，说起国内战火纷飞、人民流离失所的时候，老段总是板着脸，一言不发。唯独这些人说“要收拾局面，非老师东山再起”时，老段一贯冷若冰霜的脸上才会多少露出点欣慰的笑容。
看来，老段还是“人老心不老”，想着要继续发挥余热了。毕竟，老段此时虽然是孤家寡人，但他好歹是继袁世凯后做过北洋的总首领，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他日东山再起，也是在老段的意料之中。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后期，吴佩孚困守天津，据说段祺瑞给他送了封信，劝他来日方长，另做打算，不要做鱼死网破的无谓之举。用段公馆里的人来说，就是“老头儿眼看吴小鬼掉在井里头了，小辫提一提，给他指条明路”。最终，吴佩孚还是浮海南遁，临行前将遗弃的粮食、弹药等贴上封条，上面写着“移交段督办”。
在接到各方的通电邀请后，老段也未谦虚（这点却是直得可爱），他发表通电说：“我也是国民的一分子，如果中国舆论非要我出山不可，我也不会推辞奉公的机会，与南北各方共图时局的安定，这也是我作为国民的义务”……既然你冯、张假意曲承，我老段就姑且来个假戏真唱一下嘛！
经过这四年的潜伏和思考，段祺瑞也对时局有了新的看法，他说：“这次战争是第一次革命（即辛亥革命）的延长，自然应该打破一切现有制度，制定出一全新的政治新格局。现在总统、国务员、议员均四散，以前制度下的法律手续均已破坏，我们在收拾时局时，一切不必顾虑，唯以民意为基础，向重新建设共和国方向努力，舍此别无良策。”
《北洋年代》连载206
老段的话，颇费思量。在他看来，自辛亥革命后的民主共和尝试已经完全失败，一次又一次的内阁风波、国会风波、府院之争，这说明民国初年的关于“总统、内阁、国会”的构架本身就存在严重的问题。无论是护国还是护法，抑或是称帝或者复辟，其实都是对帝制崩溃后制度紊乱的种种挽救，但都无一例外的失败。
帝制崩溃之后无帝制，但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制度却迟迟不能在实践中产生，辛亥革命党简单幼稚的移植西方制度，其最终的结果却是导致军阀混战、天下大乱。历史给中国人开了一个恶劣的玩笑，这其实也是当时过于年青的革命党对中国传统制度、历史现状和具体国情缺乏最基本的了解所导致。
在一个有着两千多年皇权专制传统的国度里，一个全新的制度构架并未经过严密的理论推导和反复的验证、未经对国民的充分教育普及并建立民众的基本共识便贸然出台实施，出现各种乱象必不可避免，失败也是百分之九十九的。
由此，段祺瑞提出“打破一切现有制度，制定出一全新的政治新格局”，从思路上说是对的，但在局势一乱再乱的情况下，如何寻找出一条新的出路，这就是难上加难的大问题了。段祺瑞虽说“一切不必顾虑，唯以民意为基础，重新建设共和国”，但当时的民众依旧是混沌无知，政客们一贯的争权夺利，军阀依然用枪杆子说话……这出路在哪里？
旧者已破，新者未立，收拾旧河山，再建新中国，谈何容易？
经过与张作霖、冯玉祥等人多次磋商，最后各方决定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由临时执政充当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这种方案，其实是对过去十三年不成功的总统制与内阁制的一个总结，因为从名义上看，临时执政虽然挂着“临时”二字，却不动声色将之前的总统及总理职权合二为一，不再会有之前的“府院之争”的烦恼了。
说白了，这就是一种变相的总统制，只不过这种制度相对内阁制而言，更加适应中国的国情而已。由于作为民意机构的国会已经被解散，而段祺瑞也无意恢复之前的国会……因为不管是第一届国会还是安福国会，都已经堕落为“贿选、猪仔”等可耻的代名词。老段这次不恢复国会，却无人表示反对，说明国会这个玩意在当时国人的心中已经毫无价值、毫无信任感可言。
事实上，西方民主共和制度在民国初年的彻底失败，应引发国人更深层次的思考：任何制度构架，如果没有经过良好的理论设计和验证，没有取得国民的基本共识，没有建立在中国传统制度和具体国情细致分析之上的话，非但失败是必然的，弄得不好就是国家分裂、内战迭起，老百姓可就要遭殃了。从后来的历史来看，单纯善良的指望引进西方民主制度便可使中国繁荣强盛，这不过是“一股就灵”、“一民主就灵”的幼稚简单之机械思维罢了。
1924年11月24日，已经是两鬓斑白的段祺瑞在铁狮子胡同、前清陆军部的旧址举行了就职仪式，正式就任为临时执政，而黄郛的临时内阁于当日宣布解散。随后，段祺瑞宣布了自己的阁员名单：唐绍仪为外交总长、吴光新为陆军部长、李思浩为财政总长、叶恭绰为交通总长、梁鸿志为临时执政府秘书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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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段在上任之后，却接过了黎元洪的“废督裁兵”政策，两位老对手在经历了多年的风风雨雨、起起伏伏之后，终于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可惜的是，为什么这些强人们总是自己强大的时候便要推行“武力统一”，而非要等到自己处于弱势的时候才会想起“废督裁兵”呢？这绝对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