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第二次直奉战争
南方的那场战争，历史上称之为“江浙战争”，原本是平淡无奇，但因为它引发了第二次直奉大战，所以需要在这里做个铺垫。
江浙战争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江苏督军齐燮元（当时的督军改名为军务督办，其实是换汤不换药）与浙江督军卢永祥争夺上海地盘而引起，而其中的导火线却是因为福建方面的原因。
读者或许觉得奇怪，这江浙战争明明说的是江苏和浙江，怎么一下又转到福建去了？这事说来有点话长，且容笔者慢慢叙来。也许还有人记得，徐树铮当年编练西北边防军的时候，其基础是与奉军合作的五个补充旅，其中的王永泉的第1旅改后来便被编成第24混成旅，因为当时粤军在进攻福建，所以王永泉的第24混成旅被调往福建，以支援闽浙联军外对抗粤军。
民国风云，世事难料，转眼便换了人间。王永泉的部队调到福建后，因为粤军内部分化，去那里后并没有发挥什么大的作用，而此时段祺瑞的参战军和西北军在直皖战争中遭遇惨败，段祺瑞也由此下台，而徐树铮在躲藏了一段时间后，又偷偷的潜到福建找到王永泉，随即联合粤军许崇智部将背皖附直的福建督军李厚基赶走，并由王永泉做上了福建督办。
这次的“福建事变”是1922年下半年的时候，北京的直系政府在得知后，随即派出长江上游总司令孙传芳率军由江西攻入福建，王永泉的闽军战败后，臧致平和杨化昭的残部进入浙江依附卢永祥，卢永祥则趁机将这批部队扩编为4个师1个混成旅，这一举动令周围省份的直系军阀十分不安，他们随即以卢永祥非法招纳臧致平和杨化昭为借口,孙传芳北上攻浙，齐燮元南下攻沪。
按说，在卢永祥做镇统制的时候，齐、孙都只是北洋系的中下级军官，只不过民国后他们的上级领导李纯和王占元或死或下野，齐、孙这才得以上位。但在军阀年代，比试的是枪杆子而不分什么老字辈和小字辈的，因此卢永祥并未因此占得便宜。相反，由于浙江地处江苏福建之间，顾头便不能顾尾，腹背受敌，反而十分的不利。
1924年9月3日，江浙战争正式打响，由于战线过长，兵力不敷使用，卢永祥便辞去浙江军务督办一职，并将兵力集中在淞沪一带准备与齐燮元、孙传芳决战。但孙传芳进入浙江后兵力更盛，随即便追击到上海松江并将卢永祥的军队击溃，无可奈何之下，卢永祥也只好在10月12日宣布下野，并随后逃亡日本。
由此，孙传芳便当上了闽浙巡阅使兼任浙江督办，福建留给了周荫人，而齐燮元也如愿以偿的拿到了淞沪护军使的职位。江浙战争的时间不短，但规模很小，其中得益最多的是孙传芳，这为他后来成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江浙战争爆发之前，奉系张作霖、广东孙中山便与卢永祥达成三角协议，相约共同对付曹锟、吴佩孚的直系。在战争打响后，广东因为种种矛盾未能发动进攻，而奉系张作霖则以此为借口，宣布要沿津浦路南下援助卢永祥……从关东到浙江相隔何止万水千山，说白了就是要与吴佩孚再干一仗，出出心中的这口恶气罢了。
《北洋年代》连载197
9月15日，张作霖自称镇威军，派遣六路大军近15万兵力向关内进发，其部署如下：第一军司令姜登选，副司令韩麟春，率第2师、第5师攻击山海关、九门口一线；第二军司令李景林、副司令张宗昌，率第1师、第23、24、26旅向热河北路的朝阳、凌源、冷口一线进军；第三军司令张学良，副司令郭松龄，率第4师、第5、19旅攻击山海关、九门口一线；第四军司令张作相，副司令丁超，辖5个旅在锦州做总预备队；第五军司令吴俊升，第六军司令许兰洲、副司令吴光新，这两军主要以骑兵为主，负责热河北路。（注：直皖战争后，皖系的张宗昌、吴光新都投入了奉军门下）
曹锟在得知奉军大举出动后，急电吴佩孚入京商议对策。吴佩孚也料到迟早要和张作霖再打一仗，不过他没有想到这关外的老胡子来得如此之快。按他的估计，奉军怎么说也再要个两三年才可以恢复，届时他的部队练得差不多了，就算老胡子不来，他也要去平定东北的。
1924年9月18日，曹锟发出讨伐令，吴佩孚则在中南海四照堂点兵，吴自命为讨逆军总司令，共分前线三军，后援十路，共计20万大军，其中：第一军分三路，一路司令彭寿莘，副司令冯玉荣，二路司令王维城，副司令葛树屏，三路司令董振国，副司令时全胜，分率第15师、第13混成旅、第23师、第12混成旅、第9师、第14混成旅在山海关一带与奉军张学良部对抗；第二军司令王怀庆，副司令米振标，前敌总指挥刘富有，率所部在朝阳与奉军李景林部对抗；第三军司令冯玉祥，率所部与张之国、李鸣钟部在赤峰一带与吴俊升、许兰洲部对抗。另外，援军总司令为张福来，后路的援军包括胡景翼、靳云鹗等十几路军队，分别北上支援战事。
后来冯玉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起这次著名的“四照堂点兵”，他却以十分轻蔑的态度描写道：“四照堂四面都是玻璃窗，电灯明如白昼，厅中置一长桌，挨挨挤挤，坐满了六十多人，大家坐了许久，才听到有人大声报告说：‘总司令出来啦！’接着，吴佩孚摇摇摆摆走到堂中，且看他那副打扮：下面穿着一条白色裤子，身上穿的是紫色绸子的夹袄，外面一件黑色坎肩，胸口敞着，纽子也不扣，嘴里吸着一根纸烟。他走到座上，即盘腿在椅子上坐下，斜身靠着条桌，那种坐法，宛似以为懒散的乡下大姑娘！”
“接着，吴佩孚又念各路命任务，命令下完，吴即站起来说：‘没有了吧？我们就这么办吧！’此时海军总长连忙站起来说：‘报告总司令，命令上没有提到海军，我们的舰队怎么办？’吴答道：‘哦哦，海军没有提，在命令上添一条吧，你们自由巡弋，以防意外。’航空署长也站起来说：‘还有我们空军呢，怎么办？’吴又哦哦连声，说：‘也添上一条，你们随时准备，相机出击’。接着，其他没有分派任务的将领也相继请示，吴佩孚搔了搔头，不耐烦的说：‘这样尽着往下添，还成命令吗？今天就这样了，散了吧，散了吧！’大家才一哄而散了。”
事后，冯玉祥极其不屑的评价道：“这样重大的事，办得如此轻率儿戏，吴之鲁莽灭裂，往往似此！”当然，冯玉祥与吴佩孚矛盾很大，其描写固然有故意丑化吴佩孚的嫌疑，但当时直军的计划安排之匆忙与考虑欠妥是客观存在的，这对后面战事的成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北洋年代》连载198
早在9月15日，奉军李景林部便与直军米振标部交火，奉军势如破竹，很快便攻占朝阳，逼近冷口一带，但主战场则是在山海关一带，双方都集中了各自最精锐的部队在此决战。
山海关北依燕山，南临渤海，山海之间仅15里，既是关东通往中原的必经之路，也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直军在山海关一带早有准备并占据了有利地形，当奉军第一军姜登选部与第三军张学良部来攻时，双方势均力敌，互有胜负。这次的山海关大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多兵种立体作战，陆军、空军、海军三军协同，相互攻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