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蒙古的事情办好之后，徐树铮得意洋洋、风风光光的回到北京，难免有些恃功自傲，说话也没轻没重了。段祺瑞一向宠信小徐，这次又立下大功，当然不以为意，但在其他派系的人听来就十分刺耳了，他们非但对取消蒙古自治一事视而不见，反攻击参战军、西北军师出无名，要求取消。

这时，正是靳云鹏组阁的关键时候，在徐树铮和安福系的压力下，靳云鹏被迫退让，将李思浩安排为财政总长、朱深为司法总长、曾毓隽为交通总长。由此，靳云鹏内阁拖至1919年12月初才宣告正式成立。

安福系是满足了，但其他派系就不爽了，他们把矛头集中指向了安福系的幕后指使人徐树铮，并打出传统的旗号“清君侧”，表面是要求段祺瑞远离小人，实则是对整个皖系提出挑战。特别是在河南易督的问题上，直奉八省同盟更是明确表示对靳云鹏的支持，反对河南易督，反对安福系干涉国政。

此时的靳云鹏其实是最难过的。安福系不但一而再、再而三的攻击靳云鹏，而且还不断的运动段祺瑞对靳云鹏进行训斥。在受了这夹板气之后，靳云鹏觉得总理这个职位不是人做的，于是在5月初愤而提出辞职，内阁危机再次爆发。

由于安福系不断的倒阁，而直奉八省同盟则不断发表通电支持靳内阁、攻击安福系，当时谁也不敢出来组阁。此时的靳云鹏，再也不想卷入到两派的政治漩涡中，因而坚决不肯留任。在政治危机愈演愈烈的同时，直皖双方军人也是剑拔弩张，用武力解决的态势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吴佩孚率军北归之后。

在这种情况下，徐阁老也没有了办法，他最终只能电请张作霖、曹锟和江苏督军李纯来京调停，以解决当前的危机问题。李纯和曹锟不想趟这浑水，一个称病不到，另一个借口“直军回防、无法分身”加以推脱，唯独张作霖感觉还不错，他在接到电报后便欣然入京，充当调和人。

张作霖这个人很有意思，他原本是土匪出身，居然在清末民初的乱世异军突起，亦可为乱世之英雄也。你别看张作霖身材瘦小、北人南相，脸上总是露出一丝狡黠的笑容，但他的心胸、他的志气……大着呢！

张作霖是善于笼络部属的，他也常利用子女联姻来发展自己的势力，这一招一式，骨子里都有袁世凯的味道……袁世凯是正路子的枭雄，张作霖是野路子的枭雄，那都是精于计算、善于权谋，谁让袁世凯是张作霖最崇拜的偶像呢？

关外辽阔的东三省，无论如何都不能算小，但这并不能满足张作霖的雄心壮志，他有事没事都竖着耳朵、眯起小眼关注着关内的一举一动，这种“身在关外心在内”的问鼎之心和染指之意，其中的乐趣恐怕只有张大帅才能体会与品尝。

机会说来就来，这不，大总统有请，那还能错过这大展身手的机会？

《北洋年代》连载175

1920年6月19日，张作霖翩然入京，当时大家都对这个自告奋勇的和事佬寄予了厚望，就连一向跋扈的徐树铮都亲自到车站去迎接，这等礼遇不实在不低。张作霖的高兴那当然是不用说了，要知道，仅仅做个“东北王”对他来说简直就是衣锦夜行，唯有成为北京甚至全国的焦点，这才是他追求的目标。这一次他受万众瞩目，身负调和之重任，倘若大家都卖他个面子，那就别提多风光了。

张作霖到北京后，首先去见大总统徐世昌，听听阁老的意见；接着，又去见了靳云鹏，劝说劝说，疏导疏导，但这都是表面功夫，张作霖心里也很清楚，总统和总理那都是线外傀儡，真正的幕后人却是段祺瑞和曹锟，这二位才是决定局势的重头人物。

张作霖来京之前已经准备了一个调停方案，那就是挽留靳云鹏、撤换安福系三总长，对此，段祺瑞未置可否，徐世昌则请他去征求曹锟的意见。随后，张作霖又偕同江苏、江西、湖北、河南等省督军代表前往保定，同曹锟商议解决办法。曹锟见张作霖带着一大帮子人来，自然是殷勤备至的好生招待，张作霖也是满面春风，得意非凡……毕竟，张家和曹家是亲家嘛！

但是，酒桌上的谈笑风生总归是属于吃吃喝喝的范畴和层次，一旦开起会来，那气氛可就不一样了。曹锟和张作霖关系不一般，自然不好拂了老张的面子，但吴佩孚在会上义正辞严的慷慨陈词，无非是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曹锟唱的是白脸，吴佩孚唱的是红脸！

说句实话，老张看不惯段祺瑞手下的那个徐树铮，但曹亲家下的那个吴佩孚也是个刺头，特别是吴秀才在会上的发言，让他听得是句句刺耳。

老张心想，你吴佩孚不过是个小小师长，动不动就老段如何如何，你又算老几呢？我们和老段老曹出来混的时候，你小子还不知道在哪呢？什么“身为军人，食国之禄，保国之责，义所难辞”，话说得好听，怪不得人家说吴秀才就长了一张嘴！还扯什么“部下之兵，久经训练”，你想吓唬谁啊！

但是，既然曹亲家不肯表态，那张作霖也只好嗯嗯啊啊，由着吴佩孚他们先来。会后，直系方面提出了5项条件1、解散安福系；2、靳云鹏复职；3、撤换北方议和总代表王揖唐、4、罢免安福系三总长；5、撤销边防军，改编后归陆军部直辖，罢免徐树铮。

谈到这里，张作霖心里已经凉了半截，知道自己这次是白来了。且不说前四项已经是困难重重，光这第五项，就完全没有可能……傻子都知道，哪个军阀会自动放下武器呢，这种条件没得谈嘛！

张作霖回京后，把保定方面的条件交给段祺瑞，段祺瑞一看这第5条便立刻跳了起来：“吴佩孚不过区区一师长，竟公然要挟罢免边防大员，此风一开，中央政府威信何在！若要如此仗势欺人，尽管与我兵戎相见，难道我还会怕他不成？”

张作霖见段祺瑞真的动怒后，只好劝说道：“我也是苦苦相劝，但不见他们让步。段总理也别生气，为个后生小子气坏了自己身体，大可不必。”

段祺瑞听后，恨恨的说：“徐树铮不费一枪一弹便收回外蒙，他有什么对不起国家的，如今却非要罢了他的官职？打狗还要看主人，这分明就是要和我过不去。他们如果一定要罢免徐树铮，那好，吴佩孚也必须同时罢免！”

正当张作霖还留在京中做最后努力时，曹锟、吴佩孚却7月1日发表了《直军将士告边防军将士书》，矛头直指徐树铮和安福系。两日后，曹锟、李纯等人又联名通电声讨徐树铮，并宣布其“祸国殃民、卖国媚外、把持权柄、破坏统一、以下弑上、以奴欺主”的六大罪状，看来不把徐树铮搞下台是誓不罢休。

面对直系的电报攻击，皖系这边也没有闲着，他们同样连发通电，指责曹锟和吴佩孚“拥兵自重、干涉国政”。总而言之，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电报你来我往的打嘴仗，能解决个啥问题？

7月4日，徐世昌在直系的压力下提出一个解决方案，那就是开去徐树铮的西北筹边使一职，改授为威远将军，西北边防军也改由陆军部接办。此令一出，直系是高兴了，但皖系则一片哗然，被空授了个将军的徐树铮找到老段哭诉，而老段岂有不知“打狗便是打主人”的道理，他随后便以边防督办的名义命令边防军紧急动员，给部队发足军饷和弹药，做好应战准备。

在直皖双方剑拔弩张的情况下，张作霖还能有什么作为，只能宣布调停失败，灰溜溜的自个出关去了。

到了这份上，还有什么可说的，那就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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