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学生的风潮越闹越大，加之以日本的压力，北京政府派出军警、马队前去破坏学生的演讲活动，他们见到学生聚集便用马队冲击，将围观民众驱散并收缴了学生的旗帜、传单等。除此之外，他们又用提前放假、进行文官、外交官、司法官考试等的办法进行分化，使得一部分学生退出了运动，此阶段的学=潮也就告一段落。

不料到6月1日，北京政府在不恰当的时间发布了两道不恰当的命令，一道是为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辩护并温言挽留的，另一道却严厉呵斥学生扰乱秩序，要求取缔各种街头活动并立即复课。

一石激起千层浪，各位，这天底下哪有“爱国有罪、卖国有功”的道理？学生们都是热血的爱国青年，哪里受得了如此对待？他们随即在6月3日恢复街头演讲，而在这一天，北京的军警们也是严阵以待，你来一个我抓一个，你来两个我就捉一双，而这一天又恰逢雷阵雨天气，天上怒雷轰轰、地上飞沙走石，黑云滚滚，不见天日，好一派阴暗惨淡的人间地狱之景象！

当晚统计，计有170多名学生遭到逮捕，其中北大学生占了多数，另外也有清华学校、高等师范等学校的。因为人数众多，这些学生没有被送到看押所，而是被集体关在北大法科的讲堂之内，从早到晚，学生们连口水都没得喝。

但是，政府人士明显低估了学生的能力和毅力，就在第二天，更多的学生静悄悄的走出校门，他们来到街头后，突然从怀里摸出藏好的演讲旗帜，便对着大众开始演讲。而这一天的军警也比往日要分外的多，他们见有人群聚集，便放马过去，先将听讲民众驱散，随后老鹰抓小鸡一样，两个强壮的丨警丨察挟着一个弱小的学生娃娃，送到北河沿的北大法科拘禁了起来。

在4日这天，学生竟被拘禁了700余人，最后北大法科装不下了，又送到马神庙的理科宿舍作为临时监狱。4日这天的天气也很糟，大风大雨、大雷大尘，只见一对对的学生被掳了进来，而一队队军警则在北河沿安营扎寨，陆军第9师派来了一个团兼一个营的兵力，楞是把堂堂学府变成了兵营。

好好一个北京的首善之地，最后被弄成了黑暗世界，此天意乎？抑或上天示以天谴乎？

军警们的凶神恶煞却没有吓倒学生们。5日，更多的学生背上行李，连牙粉牙刷面包都准备齐了，他们这一天大队集合出发，分路演讲，人数达到2000多人。与此同时，他们又向各地发出通电，请求支援。

据《每周评论》的记者报道：“五日上午，记者打前门经过，看见三个学生站在路旁演讲，来了几个丨警丨察，犹如城隍庙的阎王一般，把三个学生一人捉一个，那三个学生两手虽然被他们捉住，嘴里还说个不止，听的人不知道有多少都流下泪来。后门外边，有两队学生，一向西行，一向东行。这个地方只有十几个丨警丨察，到东边赶人，西边又演说起来了；到西边赶人，东边又演说起来了。闹得很久，听的人个个拍手，几个丨警丨察也就不敢动手了。”

事实上，在巴黎的中国代表们也不甘心就此签字，他们先是提出一个“保留签字”的方案，即中国在和约上签字，但对山东问题的解决办法有所保留，不能承认。但是，这个方案也遭到了和会的拒绝，当时中国代表面临的选择只有无条件签字或者拒绝签字，别无他途。

北京政府最初是倾向于签字的，但在社会各界的反对下，只好把这个皮球踢给了专使团，说“国内局势紧张，人民要求拒签，政府压力极大，签字一事请陆总长自行决定。”

6月28日下午三时，巴黎和会在凡尔赛宫举行对德和约的签字仪式。这一天，中国代表团函告和会主席，表示中国将不派代表出席，也就是拒签和约。这一天，从上午开始，中国代表团住所的外面便围满了中国留学生和华工，他们公然宣称：如果代表团去签字的话，就要发动致命行动。

《北洋年代》连载167

事已如此，倒也不必苛责于外交人员。毕竟，在一个“力大为王”的国际社会中，但凡你是国力比不过别人，难免不低声下气，所谓“弱国无外交”，说的便是这个道理。如此，弱国的外交家，岂不更是难当！

不管怎么说，“拒签和约”算是完成了“外争国权”的目标，而“罢免三贼”则完成了“内惩国贼”的任务。但是，山东问题并没有因此而解决，一直到1921年底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日军才最终撤出山东并归还青岛，但中国须花钱赎回胶济铁路，并且中日共同经营，这又为后来的“济南惨案”埋下了伏笔。

对于中国来说，1919年是躁动的一年，其中的一个重要结果便是民众特别是年轻的知识分子们开始觉醒，他们迅速成为新生的政治力量，并崛起于中国的舞台之上。在“五四”运动中的一些学生领袖，如张国焘、***等人，还有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甚至新崛起的北洋第二代人物如吴佩孚等，他们即将在未来的政治进程中大放光芒，而学生作为一个新生的团体，也将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中国的历史进程。

“五四”，他们做到了；未来，他们也能做到。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除了段祺瑞还出来说了几句话，其他老一代的北洋系人物却在这次运动中黯然失色。很显然，他们原先对学生的看法无外乎是“国家大事不用你们管，不好好念书，便是造反”之类的，由此，当学生运动突然崛起后，他们的表现大多是茫然而一无所知，也毫无手段，这或许也揭示了他们的时代……即将过去了。

1919年12月28日，冯国璋在北京去世，终年62岁。临危前，冯国璋口授遗言致大总统徐世昌，希望“和平统一”早日实现。冯国璋患病的原因，据说还是因为禁卫军的缘故。在清帝退位时，冯国璋答应一生不与禁卫军脱离关系，所以后来这个部队改编成陆军第16师时，仍旧由冯国璋遥为领制，而且这个师也一直派出一个营给冯国璋作卫队，冯国璋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

后来，冯国璋做上了大总统，第16师也分拆成了第15师和第16师，两个师仍旧派出队伍轮流到总统府担任守卫工作。在冯国璋卸任回河间老家后，第16师还派出一个连跟着下去，以示特殊关系。

1919年的10月，冯国璋为了调解15师和16师向陆军部争饷的问题再次返回北京，但不知为何，第16师的师长王廷桢突然以陆军部的命令为借口，把跟随冯国璋这一连的士兵调回，冯国璋十分气愤，他觉得自己刚刚下台不久，而且当年曾许下诺言要和禁卫军的官兵永不脱离关系，而王廷桢作为自己多年的部属，如何能做出此等绝情之事。这时，他在家里洗了一个冷水澡，结果引发了急性肺炎，没有多久便去世了。

冯国璋死后，丧事和遗产分配都是委托给老友王士珍负责。段祺瑞后来也来吊唁，他仍旧像往常一样，面无表情的径直走到冯国璋的遗体前，将盖帘揭起，看了看老友的遗容，便回身走了。后来，段祺瑞派人送来亲拟的挽联，其中便有一句是“正拟同舟共济，何期分道扬镳”。

冯国璋因为从小生活艰辛，因而对钱的事情看得比较重，和袁世凯、段祺瑞这些人比，他算是一个爱财的人。据说，冯国璋在做大总统的时候，曾经命人将中南海的鱼捞出卖钱，一时传为笑谈。据他的幕僚恽宝惠回忆，为了钱的事情，冯国璋还与王士珍闹过别扭。事情是这样的，当时王士珍作总理，想派人去南方调停，但经费希望总统府出，但冯国璋却批示让他们自己解决，王士珍听了后气愤的说：“我一天到晚狗颠屁股垂似的，为的是谁？这一点钱，他还不往外拿！”

据当时的统计，冯国璋留下的遗产总值大概在300万元左右，这些钱是冯国璋多年的储蓄和投资所致，其中也包括了田地、股票等折合而成，这些钱后来都在王士珍的主持下分给了他的子女们。当然，冯国璋虽喜敛财，倒也无贪赃枉法之名。

“北洋三杰”的冯国璋首先走完了他的历程，而“北洋之龙”的王士珍则在辞去内阁总理后便不问政治，甘心退隐了。王士珍倒是作风清廉，不事铺张，他没有儿子，只有二女，他在1930年去世的时候，只有两处房产和十余顷田地，而北京的房产还是学生鲍贵卿和卢永祥等人给他买的。

由此，也就还剩个老段还老当益壮，壮着自己余勇可贾，要做一番大事业。不过，面对北洋第二代的挑战，老段能对付得了吗？

《北洋年代》连载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