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命为正统的冯国璋大总统得知广州另立中央后非常生气，他一边指责孙中山非法召开“非法国会”，一边还下令将广州军政府的成员一律缉拿严办。段总理来得更直接，他气势汹汹的宣布要出师剿灭南方军队，决不宽恕。
在北方的威胁恫吓之下，南方也不甘示弱，陆荣廷在召开会议后提出四项主张：一是迎黎元洪复职、二是恢复国会、三是罢免段祺瑞、四是撤免湖南督军傅良佐，如果北京政府不肯答应，哼哼，他们也要武力征伐。
在这个比谁的拳头粗的军阀年代，非常即常，常也不常，哪里来的这么多讲究！
陆荣廷的前三个条件，即“迎黎元洪复职、恢复国会、罢免段祺瑞”，稍有理智的人就知道这断无可能，要是满足了这三个条件，那还不如请你陆荣廷去北京做总统、重组政府得了。很显然，这不是谈判的友好方式，也毫无谈判之诚意。南北双方，彼此彼此。
说到第四个条件撤免湖南督军傅良佐，却是引发南北冲突的直接原因。原来，在辛亥革命后，湖南革命党推年仅26岁的焦达峰为湖南都督，但不到十日便被人刺死，后由进士出身的知名立宪党人谭延闿继任都督。
谭延闿出生于1880年，其父谭钟麟曾做过陕甘、闽浙、两广总督等职，曾与陈三立、谭嗣同并称为“湖湘三少”。谭延闿从小就聪颖好学，帝师翁同龢也曾称他为奇才，后来谭延闿果然连中秀才、举人，并在1904年的全国会试中一举拔得会元（会试中的头名），填补了湖南近200多年来没出过会元的空白。而这一次，也是中国的最后一次科举考试。
谭延闿当上都督后，由于湖南革命党的势力比较强大，因此谭延闿也在民国初年偏向革命阵营并加入了国民党。在“二次革命”中，谭延闿因试图在南北双方中维持中立而被袁世凯逼走，改由海军次长汤芗铭出任湖南都督。
汤芗铭是湖北人，其兄便是清末著名的立宪派领袖汤化龙。汤芗铭曾中过举人，后来改习海军并到欧洲留学五年。回国后，汤芗铭进入海军，并出任了统制萨镇冰的参谋长。在辛亥革命中，汤芗铭率领舰队起义，后来被袁世凯委为海军次长之职。“二次革命”爆发后，汤芗铭重披战袍，率舰队前往江西、湖南助攻，并由此接任了湖南都督。
在洪宪帝制中，汤芗铭带头劝进，袁世凯喜出望外，随后封其为一等侯，不料护国军起，局势大变，汤芗铭在其兄的劝说下又仓皇宣布独立。袁世凯得知汤芗铭都倒戈了，气得病情加重，是谓“送命二陈汤”也（“二陈”即为陕西的陈树藩和四川的陈宦）。
尽管汤芗铭气袁有功，但他毕竟是帝制运动的积极分子，最终为湘人所不容，后来被逼出湘，而谭延闿则卷土重来，做上了湖南省长兼督军。上任伊始，谭延闿便搬出民国初年的一个口号，叫“湘人治湘”，实则是再次贩卖他“严守中立”的看家法宝，防止其他势力觊觎三湘大地。
说起民国初年的口号或者说理念，那可谓是不胜枚举。就拿“湘人治湘”、“鄂人治鄂”之类的来说吧，意思就是由本省人来治理本省，具体体现便是由本省人来做本省的都督，如黎元洪作湖北都督（黎为湖北黄陂人）、阎锡山做山西都督（阎为山西五台人）、李烈钧做江西都督（李为江西武宁人）、谭延闿做湖南都督（谭为湖南茶陵人）、陆荣廷作广西都督（陆为广西武鸣人）、胡汉民做广东都督（胡为广东番禺人）等等，诸如此类。
民国初年，南方民党推荐参加革命的原广西布政使王芝祥出任直隶都督，结果引发了袁总统世凯和唐总理绍仪的一场冲突，弄得最后，唐总理被逼挂冠而去，未尝不是“直人治直”思想所导致。南方民党的推荐理由很简单，王芝祥是直隶通县人，由他出任直隶都督理所当然。唐绍仪对此本已答应，但直隶是什么地方？袁世凯岂能容忍卧榻之侧来个革命党做都督？此事闹得不欢而散，不待智者而知之。
“湘人治湘”及其类似的理念，其实是各省自治的初级阶段，后来还扩展成“联省自治”的高级阶段，其滥觞便在于此。
《北洋年代》连载138
与“湘人治湘”类似理念同等出名的便是“军民分治”。所谓“军民分治”，就是要将各省的军政事务与民政事务分开，一来防止军阀专权，二来也是为了提高效率。在前清的时候，各省的总督巡抚是兼管军事民政司法狱政的，后来清末搞什么统一军权，把各省都督巡抚的军权收去，结果总督巡抚控制不了各省的新军，这其实也是清朝覆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理论上说，清末统一军权的政策并没有错，错就错在操之过急，结果辛亥革命一爆发，各省新军各行其是，把老的总督巡抚赶走，自己做督军。君不见，民国初年的各省新贵，那些新军的将领是何等的年青，譬如蔡锷、李烈钧、阎锡山等都督，他们当时也不过就三十出头，倘若不是武昌起义的机缘，如何能发生此等不可思议之事？以他们的知识、阅历及能力，又有何德何能，能治理数千万人口的一省之大呢？像阎锡山这样的是，实在是凤毛麟角。
民国建立后，各省大权均集中在都督手中，这对中央政府统一政令自然不利。于是，袁政府也就接过前清的政策，打出“军民分治”的旗号，要将各省都督的权力分离，也就是在各省分设省长和督军两职，省长管民政，督军专任一方安全，彼此分工合作，又有所牵制，而中央政府也可借以统一政令，防止地方军阀的危害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