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了黎元洪和国会的制肘，对德国宣战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1917年8月14日，北京政府发布公告，正式向德国和奥匈帝国宣战，并宣布之前与德奥签订的条约协议一律无效。换句话说，德奥在中国的租界及其特权全部收回，庚子赔款也不必再支付了。

真是大快人心的大好事啊。

那有人要说，既然参战了，那应该组建军队去欧洲参战吧？这天上掉馅饼的事，终究不可靠啊。值得庆贺的是，这种想法在当时确实多虑了。中国虽然宣布参战，但并没有派出一兵一卒加入战场，也没见德奥提兵前来报复，这实在是一件包赚不赔的好买卖。

当然，中国还是派出了一些劳工前往协约国集团的法俄等国的，因为当时欧洲打了几年仗后，青年都上了战场，后方壮劳力极度缺乏，因此他们请求中国派出一些劳工前往欧洲，帮助他们在后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譬如兵站运输、防御工事的挖掘修建等工作，也算是代中国军队间接参战了吧！

国外的战争相隔数万里，倒也无甚可急的，但国内的问题可就没那么轻松了。在黎元洪受了张勋的胁迫并解散国会后，广东、广西便宣布独立，不再承认北京政府；而段祺瑞宣布不再恢复国会后，更是激起了那些议员的极大愤怒，这些人纷纷南下，打算另立中央。

1916年4月，孙中山从日本返回上海，此时的他正密切的关注着袁世凯死后北方政局的变化。在国会被解散后，孙中山号召国会两院议员们南下重组政府，维护《临时约法》的尊严。1917年7月6日，孙中山带领朱执信、廖仲恺、何香凝、陈炯明等人乘坐“海琛”、“应瑞”离沪南下，并提出在广州召开国会。

7月21日，孙中山的呼吁得到了海军的回应，原海军总长程璧光及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泽率十艘军舰南下，并发布了《海军护法宣言》。程璧光是广东香山县人，他不但与孙先生是正宗的老乡，而且其家庭也与孙家有相似之处。程璧光的父亲早年在美洲经商，后病故于檀香山，程璧光扶柩归里后考入福州船政学堂，后来做上了“广丙”舰的管带并参加了甲午海战。

威海保卫战中，在提督丁汝昌和 “镇远”舰管带杨用霖皆拒降自杀后，剩余的将领公推程璧光将降书递交给日军旗舰并参与受降谈判。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后，程璧光被革职回故里，一度参加了兴中会，后因兴中会事牵连，程璧光逃至南洋槟榔屿。1896年，李鸿章出使欧洲路过槟榔屿时，程璧光前往谒见，李鸿章劝其回国，于是程璧光回国后重返海军，并历任兵舰管带、船政司司长、统领巡洋舰队等职。

清朝覆灭后，海军是个爷爷不亲、姥姥不爱的小角色，非但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有时连军饷和基本的补给都非常困难。按说，海军应该由中央财政负责，但当时的北京政府穷得叮当响，哪里有钱给你海军（再说你也没啥大的用处，特别是在内战中）。由此，海军的各舰队只能靠着地方督军救济，混过一天是一天。

据说，这时孙先生倒是得了一笔巨款，有人说他收了德国政府的两百万马克，以帮助反对中国参战，其所谓秘密外交之秘密献金也。二战后，德国国家档案被全部公开，留学德国的台湾历史学家李国祁博士曾对此有所研究，据他所说，德国原赠孙先生的数目为两百万马克，但孙先生实际上只收了一百万；另外的一百万，据猜疑是经手人所中饱或德国另送他人。关于此事，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也曾多次提到。

读者看到这里，难免会有所怀疑，孙中山先生怎能收受外国的贿赂呢？而且按当时马克的国际汇率，一百万马克稍低于一百万美元，那可是一笔不得了的巨款呢。不过，革命嘛，就像打仗一样，那就得要钱，没钱打什么仗、革什么命呢？孙先生革命生涯几十年，经他手的革命经费何止千万，但有一点光明磊落，那就是一生不置私产，这却是不容怀疑的。

孔夫子说了嘛，大德无亏，小德出入可也。为着争取革命的成功，万事皆有可为。即便收受一百万马克，那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就当是德国将庚子赔款还给了中国人民，不收白不收啦！

在段祺瑞拒绝恢复国会后，部分议员们来到广州并于8月25日召开了“非常国会”。所谓“非常”者，乃是人数不及法定出席人数也。按例，国会通常为“八百罗汉”，须过半数方可开会，当本届国会议员自选举后已近5年，部分议员或老或病或死或退，已经难以凑足八百，之前被黎元洪解散的那个国会也不过刚过半数。这次来广州“非常国会”的议员，人数在一百五十余人，已属不易。

经“非常国会”的“非常会议”之后，广州便组织了以孙先生为大元帅的军政府，与老段的北京政府遥相对峙，分庭抗礼，而其依靠的是势力却是西南军阀，如云南的唐继尧和两广的陆荣廷，这二位大佬也被选为元帅。

《北洋年代》连载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