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孙毓筠、李燮和、胡瑛这三人，前文也曾顺带提过，这次的华丽转身也着实让人大跌眼镜。孙毓筠是安徽寿州人，他在1906年便在东京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后来又出任安徽都督，是一名老资格的革命党了。但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孙毓筠先后出任政治会议议员、约法会议议长、参政院参政等职务，这次杨度发起筹安会，孙毓筠也是积极响应，并担任了会中的副理事长。
胡瑛是湖南桃源人，与宋教仁是同乡，他也是个老革命党，曾在1905年的时候与革命烈士吴樾密谋炸死出洋考察的五大臣，结果事情没有办好，吴樾成了革命烈士，胡瑛则亡命东京，并于当年加入同盟会。后来，胡瑛又回国参加日知会，与黄兴等人密谋举行长沙起义，但因事泄而被捕入狱。武昌起义后，胡瑛出任湖北军政府外交部长，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又被孙中山任命为山东都督（实际上只占据烟台一地）。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胡瑛被解除都督职务，被委以陕甘经略使、青海屯垦使之类的虚职。好在胡瑛和杨度是好朋友，于是也列名于“六君子”之一。
三个湖南佬，共唱一台戏，李燮和是湖南安化人，他先后参加过华兴会、光复会、同盟会，武昌起义后他与陈其美一起组织了上海起义，并出任吴淞军政府都督。由于与陈其美关系不和，李燮和随后又出任光复军总司令，并率江浙联军攻克南京，为革命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这三位朋友原本是同盟会骨干，辛亥前后也曾为共和革命而冲锋陷阵、出生入死，如今却摇身一变，反水投靠帝党，真是令人慨叹人间易变、世事无常。想必是对革命前途极度失望并发现共和政体不适合中国国情罢，因此这三人穷而思变，虽被革命朋友视之为“反骨仔”也在所不惜。
至于严复与刘师培，那都是当时学界的国家级大师，如此德高望重、人所景仰的人物，如何也来掺和这趟浑水，倒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严复是福建闽侯人（今福州），原本是福州船政学堂中的最优等生，在学业上比北洋舰队中的那些老同学刘步蟾、林泰曾、邓世昌等人要更胜一筹，后来又被选送到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留学，可惜学成后没能调入北洋舰队，而是被任命为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想必文人出身的李鸿章认为最优秀的学员上战场冲杀是一种浪费，派去培育更多的人才方是正途。不过这也是好事，不然严复极有可能像他的那些老同学一样，或在黄海大战中葬身鱼腹，为国捐躯；或在威海兵败后，举枪自戕，以身殉国）。
严复在担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期间，此时的副总统黎元洪还是他的小学生呢。甲午战败后，严复也就绝意海军，改而从事翻译著述事业，如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论》等，都是出于严复的手笔，其提出的“信达雅”三字，至今都是翻译学的圣经呢。
可惜的是，严复虽然被誉为“西学第一”，但因为各种原因都没有得到重用，唯独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后对他亲眼有加，不过此时严复已经绝意仕途，他拒绝了袁世凯延他入幕的再三邀请。尽管如此，严复对袁世凯的慧眼识人还是心存感激的，当袁世凯被罢出京时，严复挺身而出，大声疾呼：“世凯之才，天下无两”，“此人国之栋梁，奈何置之闲散？”
民国后，严复被袁世凯任命为北京大学（原京师大学堂）第一任校长，蔡元培和胡适都应算是他的后辈，以他在学术界的地位，当时无人及其项背。有意思的是，严复虽然精通西学，却在民国初年极力倡导“复古尊孔”，并发起了北京孔教会（另一名知名的翻译件林琴南也积极参与之，怪哉？不怪哉？）。不过，也有人说严复列名筹安会乃杨度肆意为之，严复并不知情；但从之后的情况来看，尽管严复从来没有参加过筹安会的活动，对帝制运动也持消极态度，但他在整个过程中一直保持沉默，并没有公开站出来辟谣，足见他对帝制之说并不反感---“复古尊孔”的结果嘛。
刘师培是江苏仪征人，是当时与章太炎齐名的国学大师，他早年留学日本时也曾加入同盟会，但并不热心革命而专心学术，他回国后被两江总督端方延入幕府，学问也大有长进。刘师培倒是对帝制运动颇有兴趣，在杨度发表《君宪救国论》后，他也发表了一篇《国情论》的文章与之唱和。不过，好在刘师培不太涉足政界，而是醉心于经学、小学、汉魏诗文等中国传统文化，终成一代国学泰斗。
不过话说回来，倘若是一班无耻政客文人鼓吹帝制以图私人之功名利禄，想必袁世凯也能洞察其奸，但杨度这样的才子、加上严复、刘师培等这样顶尖的文化大师们也来支持，你说袁世凯一点都不动心，恐怕也难。据袁世凯的心腹说，袁总统听说连严复都参加了筹安会，“极为欢悦”（此等欢呼雀跃之态，读者尽可想象），随后便拨款二十万，以供筹安会研究之用。
正当筹安会的同党们敲响了第一声锣鼓并摇旗呐喊，群魔乱舞，闹腾得正欢的时候，另一彪人马突然异军突起，霎时间便将筹安会的风头抢去，这又是何人呢？
此人却并非他人，正是上文所提到的梁士诒。梁士诒在那次经济特科的考试中遭人暗算，正当他沮丧之时，正好袁世凯在直隶推行新政，延请人才，于是他便在当时袁世凯跟前的红人及老乡唐绍仪的推荐下，出任北洋书局总办。由此，梁士诒也就跟随唐绍仪的门下，成为一个北洋系下唐记小集团的成员。1906年，唐绍仪接替盛宣怀督办铁路总公司，梁士诒也就协助唐绍仪主持路政，由此发挥专长，一发而不可收拾。等到唐绍仪出任奉天巡抚后，梁士诒也已经立稳脚跟，成为五路铁路提调（总经理了），邮传部成立后梁顺势当上铁路局局长，后来又奏办交通银行，由此发展出一大势力---交通系，人送绰号“梁大财神”。
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梁士诒出任总统府秘书长，并先后兼任过交通银行总理、财政部次长等职。袁记约法颁布后，由于责任内阁制被总统制代替，袁总统在总统府下设立了政事堂取代之前的国务院，徐世昌充当国务卿，杨士琦、钱能训分别为左、右丞，结果梁士诒一时失势，无处安身，最后只捞得税务督办一职，令梁大财神好生懊恼。祸不单行的是，肃政厅（袁记约法下的产物，相当于前清的御史台，专门弹劾各级官员）此时又提出了“三次长参案”和“五路大参案”，搞得交通系上上下下，人人自危。
《民国往事》：连载八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