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有人会问，在那篇洋洋万言的大作中，古德诺到底说了啥？要细说起来，古教授的文章做得还真是不赖呢。只可惜近代史家在给古教授扣上一顶“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后，对如此好文章却匆忙放过，不求甚解，未免可惜可叹。倘若脱离民国初年的是非地和如今的革命观，回过头来再看古教授的一番高论，倒也不无参考之处呢。

简而言之，古德诺的主要观点是，各国的各种政体制度，譬如帝制，譬如共和，本身并无天然的、绝对的优劣之分，其中的关键在于各国各族对制度的认同，是否适用才是正道。换句话说，一味的照搬照抄，全盘西化，未必是件好事呢。当然，古教授此论与“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哲学观点颇为接近，乃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所以他还得以各国历史和国情加以推导。

譬如英国，其实是最先推翻帝制、搞民主共和的国家，甚至连皇帝的脑袋都砍了下来（查理一世），但革命领袖克伦威尔建立大英共和国并当上了“监国”之后，却推行的同样是专制。更麻烦的是，在“监国”体制下，接班人的问题没法解决（民选的领导人如何安排接班，在当时的历史上尚无先例），克伦威尔快死的时候让自己的儿子上位，但这小克伦威尔没有经过战争，也就没有威信，结果很快就被议员们给轰了下去。克伦威尔的儿子做不成监国，其他人就更没有这个威信，最后议员们商量来商量去，还是请被废的太子（查理二世）来做皇帝的好，这样至少名正言顺---人家毕竟是几百年的皇族血统嘛！

于是，大英共和国便又成了大英帝国，即便是后来“光荣革命”，那也仅仅是换一个皇帝，而不是换一个国体。大英帝国依然是大英帝国，但皇帝不再是那个查理一世时期的皇帝，而是受到议会的严格限制，所谓的虚君制是也。英国是近代最典型的君主立宪制，虽然保留皇帝，但却是正宗的民主议会制政体，这与一战前的德国及二战前的日本所实行的君主立宪有着天壤之别，因为德皇和天皇仍旧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因此他们的体制其实是一种伪君主立宪制，清末预备立宪的时候其实就是模仿的这种体制，但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廷提出的“十九信条”则是英国虚君制下的君主立宪，可惜已经晚了。

至于共和政体，当时世界上有两个典型模式，一个是实行总统制的美国，一个是实行责任内阁制的法国。从效果上来看，美国算是比较成功的，但美国的例子是不可复制的，因为美国是一个成立不到300年的移民国家，他们没有专制的传统及其皇族势力；更重要是，美国当时地广人稀，只要肯努力，人人都可以有好的发展机会，这不是其他国家可以比拟的，此所谓学术界称的“美国特殊论”。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开国总统华盛顿未尝生子，无二世可传，亦不可传。

法国则不然，从帝制到共和，从共和到帝制，来回打转，倒颇值得当时的民国借鉴。法国革命最为追求自由民主，因而其酷烈尤甚，不但要砍国王的脑袋，砍贵族的脑袋，砍高级教士的脑袋，闹到最后，革命领袖的脑袋也要被砍掉。最后，砍无可砍，人人都厌恶了这种民主共和的混乱，结果拿破仑横空出世，在煊赫武功下加冕称帝。但是，建立在军事基础上的拿破仑帝制同样不稳定，后来法国在革命后的一百年中也一直在帝制与共和中摇摆。倘若以法国为参照物，便可知道中国的共和之路绝不会一帆风顺。更值得一提的是，法国的共和制并没有给法国带来强大。

至于拉美国家，那简直就是民主共和制中最糟糕的典型，那些摆脱了西班牙、葡萄牙殖民统治的国家，如墨西哥、阿根廷、秘鲁、巴西等，他们在美国和法国的影响下也都纷纷采取了民主共和制，但由于他们严重缺乏共和政体所必需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条件，结果是画虎不成反类犬，共和政体也都相率变成寡头独裁政权，而这些独裁者一旦去世，加上没有固定继承人，国内往往群雄并起，举国大乱，民不聊生。

在文中，古教授特意举出墨西哥的独裁者迪亚斯作为例证，迪亚斯统治墨西哥三十多年，最初尚且相安无事，但迪亚斯年老昏聩后，由于没有法定继承人，结果群雄纷争，国将不国。因此，古教授指出，与其搞个人独裁的寡头政权，倒不如直接实行帝王专政，因为帝制尚有法统可继，不像个人专制的寡头政权，一旦老寡头死了，众多小寡头必需大打出手才能接班。所以，假共和倒不如搞真帝制，这样国泰民安的几率还大些。

古教授最后总结说，帝制、共和原是半斤八两，不过各有所适。如果按当前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等条件，君主立宪是相对适宜的选择；如果要实行共和政体，那就应该加重行政部门的权力，而不能像法国那样突出议会权力（法国内阁的频频倒台便是教训）；鉴于中国当前无法实行普选，实行限制代表制和立法一院制颇为可行。

《民国往事》：连载八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