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国民党内部，也有很多人对使用武力解决“宋案”表示异议；至于“大借款案”，大部分人经过理性思考后便会知道这是摆脱财政困境的必然。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由于一些杂牌小党的加入，声势虽大，但成分已经不纯，而且很多同盟会的老同志也认为革命大功告成，由此汲汲于仕途名禄者不在少数，譬如当选为国会议员的很多人多不支持继续革命。
一言而蔽之，当时的形势与辛亥革命时已大不相同，何况袁世凯的势力比之辛亥革命时更为的壮大，国民党内部对于革命结果大多不报希望，党内的军事领袖黄兴后来在南京的不辞而别，何尝不是这种态度的体现。
当然，人们也不能怀疑孙中山、何海鸣等革命党人的纯洁信念，但在“宋案”尚未盖棺论定、法律解决方式仍在进行当中，仓促的兴起军事，这对正处于摸索阶段的民国共和民主政治何尝不是一种急躁的伤害。因为道理很简单，不管袁世凯有没有介入“宋案”，但他代表的北京政府都应该对此负责。
“二次革命”爆发之初，很多地方的官员、商会及其团体都发出了反对动武的电文，袁世凯也是在这种对政府普遍支持的气氛下，以维护中央权威为借口，最终激化了矛盾，引发民国后的第一次战火。所幸的是，这场革命因为没有得到大众的拥护，所以失败的很快---除了南京遭受浩劫外，其他地方基本不太受影响。
反过来说，国民党激烈分子所发起的这场战争非但没有给自己加分，反而给了袁世凯一个树立权威的好机会。辛亥革命后，袁世凯虽然身为大总统，但他对地方上实际上是无法加以控制。正如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说的，“当时的全国各省基本都被当地的土军头所盘据，应缴中央的各种地方税收，统统都被借口扣留了，袁氏的中央政府对他们，可说是毫无办法，既不能行文，更不能动武，结果弄得中央政府分文不名，只有靠举债度日”。
更要命的是，地方上的那些政客、党魁、军阀彼此间也是争斗不休，闹得厉害了，自然不乏刀枪齐动、血流不止，甚至于你死我活、民无噍类，譬如副总统黎元洪在湖北，死在他手里的革命党、造反派几乎是数以百计，这些人何尝不存争权之私心。
由于革命党人当年闹革命的时候过多的吸收了会党领袖，而这些人往往是一些为社会所不齿的渣滓流氓（如应桂馨之流），这些人实际上毫无革命信念，一旦当权，必然危害地方，民不聊生矣。那些出身会党的革命党人，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乱搞一气，弄得新生但混乱的民国还不如腐朽然稳定的大清，而袁世凯的北京政府当时又拿这些人没有办法。
所谓“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社会的动荡反使得人们期待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和中央政府出现。由此，袁世凯正好成了全国人民所期盼的安定力量和太平象征。市井平民并不会主动接受什么革命大义，他们当时最希望的是袁世凯能够拨乱反正，尽快恢复秩序，继续过太平的日子。因此，“二次革命”形同康熙年间的“三藩”之乱、孙中山等人在他们眼中成为 “乱党”，也就毫不奇怪了。
“二次革命”，或者说“赣宁之役”，既是民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南北战争，也是辛亥革命中那场尚未完成之战争的继续，可惜的是，那只是革命的退潮或者未尽的尾声。战争的最终结果是袁世凯所代表的军政集团大获全胜，国民党在广东、江西、安徽三省势力也都被一一清除。“三藩”既除，其他省的大佬们也就噤若寒蝉，唯袁世凯是命了。袁世凯本就有统一全国的愿望，如今孙中山号召各省独立，岂非是天赐良机？
在“二次革命”后，北洋军源源不断进入了南方各省，除了广西、贵州、四川、云南四省外，其他各省均已成为北洋军及其附属军的控制范围，即便是以上四省，还有山西的阎锡山、东北的张作霖，在袁大总统的威势之下，哪里还敢心怀异志。
历史总是充满了讽刺，辛亥革命后，真正统一的中华民国也就是在“二次革命”后、袁世凯统治下的那两年。在列强环伺、国弱民穷的险恶局势下，中央集权的确能给国家带来高效率的行政，这个要求也是合乎现实需要的。由此，袁世凯在“二次革命”的时候获得民众的支持，他获得正义性与合法性的地位非但不是偶然，反是众望所归呢。
《民国往事》：连载六十二
袁总统的内政外交
二十七、总统制造记
“二次革命”后，袁世凯的威势暂时达到了高丨潮丨，但当时还有两个重要问题没有解决，一个是要制定中华民国的正式宪法，另一个是选举中华民国的正式大总统。袁世凯在倒腾了半天后，才发现自己其实还只是个临时大总统。
宪法不宪法这种事情，袁世凯不太想理会，他认为当务之急是先要把这个临时大总统转换成正式大总统。这“临时”二字，怎么听都觉得别扭，何况被赶到日本去的孙大炮也曾在这个位置上待过三个月呢。因此，在将革命党人的反抗镇压下去后，袁世凯最着急的便是自我扶正，由临时大总统转正为正式大总统。今后的日子虽然还长着呢，但关键的几步非走好不可。
议员们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主张先制定宪法，后选举大总统；另一种则主张先制宪，后选举。前一种观点认为，先有鸡才有蛋，没有正式宪法，哪里来的正式大总统呢？这种观点占据了主流。后一种观点听起来也不错，他们认为制宪是一个漫长审慎的过程，好比百年大计，不可仓促的拍脑袋定案；但是，目前局势又要求需要一个高效率的行政体系，因此选举大总统是火烧眉毛的事，何况现在因为没有正式大总统，各国都不便承认，中华民国都“民国二年”了，在世界上还未曾取得球籍呢。
在“二次革命”前，两派观点旗鼓相当，但“二次革命”后，情况就大不同了。兵强马壮、财大气粗的袁世凯如今是今非昔比，权力陡增，他要关心总统的转正问题，那国会议员们就不能太热心于宪法的制定。因此，议员们最后还是屈从了袁世凯的意见，先选举、后制宪，先将袁世凯扶正了再说。
按理，《总统选举法》本是宪法的一部分，但如今袁总统要得急了，那议员们也只好先集中精力搞这一部分。1913年10月4日，经过国会两院通过后，宪法起草委员会便将新出炉的《总统选举法》公布，预备在两天后进行总统选举。
为何在两天后进行总统选举呢？原来，再过几天便是民国的生日，也就是双十国庆了。袁世凯希望在这一天举行正式大总统的就职典礼，既便于欧美各国对中华民国加以承认，又可以好事成双，锦上添花，岂不美哉？
早在“二次革命”前，袁世凯已经在谋划此事了。鉴于当时国民党在国会中是第一大党，人多势众，要是在选举中作起对来，也是件麻烦事。毕竟民国了嘛，既共和又民主了，当时的袁世凯毕竟要做做样子。使用武力解决问题虽然简单易行，但终究是有点赤裸裸的，面子上挂不住。
梁启超当时是支持袁世凯进行开明专制的，这让袁世凯十分满意，随后便成善后大借款中拨出专款160万元，让梁启超出面去策划国会中的其他几个政党的合并事宜，以共同对抗国民党。梁启超到北京后，便与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积极磋商，准备合并成一个大政党，以对抗国民党。当时的政党也无甚原则立场，他们听说梁启超拿了一百多万的活动经费，又有袁世凯支持，加上梁启超这么个大名人，何乐而不为呢？
在取得初步的意向后，梁启超以共和党理事长黎元洪的名义举行了一个恳谈会，并邀请在国会中的三党议员赴宴，交流感情。在三党恳谈会上，梁启超进行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演讲，他当席指出：“目前共和、民主、统一三党联合起来，在国会中尚不能占据多数，这种现象极为可忧。不管是为三党考虑，还是为反对党考虑，都应该三党合并，使中国能逐渐二大党对峙的局面，这样政党政治才能逐步走上正轨”。对于梁启超“两党竞争”的政治构想，汤化龙、孙武等人纷纷表示支持，三党合并事宜也进行得非常顺利。
5月29日，三党在北京举行合并大会，当时有一千多党员到会，场面也颇为壮观。会上，三党代表宣布正式合并为“进步党”，选举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张謇、伍廷芳、孙武、那彦图、汤化龙、王赓、蒲殿俊、王印川9人为理事，名誉理事有冯国璋、周自齐、熊希龄、张绍曾、阎锡山、胡景伊、尹昌衡、蔡锷、唐继尧、陆荣廷、张镇芳、杨增新、程德全、朱瑞、庄蕴宽等20多位名人，另外还有100多名参议，阵容可谓强大。
合并后的进步党，其领导和骨干力量事实上都是原清末的立宪党人。在梁启超的影响下，进步党的政治立场倾向于拥护袁世凯政府，其主要作用是在国会中对抗国民党，支持袁世凯实行中央集权。当然，这也没有脱离政党政治的范畴，毋庸多言。
《民国往事》：连载六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