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孙中山在回国前，就曾经找过美国、英国、日本等列强商洽借款事宜，但洋大人们都是些精于算计的商人，他们并不相信孙中山具备控制局势的资质和能力，因而都对其借款要求加以婉拒，害得孙中山回国后在有记者问他带回了多少巨款时，只好以“革命精神”相搪塞。

革命精神固然是个好东西，但毕竟不能当饭吃，更不能生出钱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当时聚集在南京准备发动北伐的各路民军有二十多万人，可是临时政府没有钱给他们发军饷，这就非但不能北伐，反倒连吃饭都成问题。北洋军那边也好不到哪里去，隆裕太后的内孥都给袁世凯连逼带骗的给弄了出来，可见当时财政之窘状。

洋大人们之所以乐意借给中国钱，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借款乃一本万利的好生意。拿庚子赔款来说，《辛丑条约》中规定不过四点五亿两，但清廷为了支付这笔赔款，却落下了近十个亿的债务，这利滚利的，可都是洋大人的巨额利润啊。当然，有人会说，万一这清廷破产或者倒台后，难道洋人就不担心他们的债务无人负责么？这种情况的确是偶有发生，但一般来说，新政府大都会承认之前的外债继续有效，何况当时洋人一般都会以盐税、海关税等做抵押呢。

由此，等到袁世凯当上了民国的临时大总统，洋大人们便组成了一个四国银行团（即英国的汇丰银行、法国的法兰西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及美国银行），他们主动找上门来，表示可以借给巨款（利息当然不是小数字），但要求给予他们优先权。袁世凯正愁没钱办事，这送上门来的岂有拒绝之理，于是便欣然同意，并要求四国银行团先垫付四十万英镑。四国银行团财大气粗，四十万英镑当然不在话下，次日便予以交付。

随后，袁世凯又指示唐绍仪继续与四国银行团商谈善后大借款的事宜。唐总理在同四国银行团的谈判中，心情很不愉快，因为洋大人们不仅条件苛刻，而且还动辄要安插人手进行财务监督、要求抵押担保等，于是他转头一想，便用起了当年老领导李鸿章“以夷制夷”那套招数，并暗中找了比利时银行借得一百万英镑的垫款。

有了这笔借款，唐绍仪这才信心满满的前往南京组阁，在武昌、南京和上海花掉数百万两银子后方才欣然返京。但还没有等到他向袁总统报功，四国公使却发来一个照会，抗议唐总理无视四国银行团的优先权，擅自向他家借得巨款云云。

袁世凯见此照会，也知道自己理亏在先，只得推说不知此事，将责任推到唐总理的身上。唐总理正要辩解，袁总统却教了他一个方法，让美国公使从中斡旋调停，届时退掉比利时银行的借款而只从四国银行团告贷。四国银行团本都是些见利忘义的商人，见唐绍仪答应退掉比款，便也不再追究，双方继续进行善后大借款的谈判。比利时银行人微言轻，总归是干不过四国银行团，只好忍气吞声的将本金和利息索回了事。

在同四国银行团随后的谈判中，唐绍仪按袁总统的指示，要求借七千五百万两的巨款，比之前提出的数额多出数倍。四国银行团的洋大人也很是吃了一惊，问唐总理借款将作何用途，唐总理未经思考便随口答道：“无非是遣散军队等用处”。洋大人接口问道：“遣散军队到底要多少款项？”唐总理一时也没有具体测算，只说至少要三千万两。洋大人听后便露出一副很不信任的样子，称借款可以，但必须要派人监督借款用途，不然就不肯出借。唐绍仪听后方知事态重大----那四川的保路运动不就是因为大借款引起？

正当借款谈判陷入困境时，内阁的财政总长熊希龄正好来到北京上任，唐绍仪也就趁势将这个借款重担推给了熊财长。熊希龄，字秉三，原是湖南凤凰厅（今凤凰县）人，人称“熊凤凰”，其人从小就天资聪慧，十四岁中了秀才，十八岁中举人，十九岁顺利的通过会试，正等着参加殿试一举登科之时，却被考官挑剔说书法不合殿试要求（想必是考官嫉妒其少年英才），给打回去练习书法。一直等到1894年，二十五岁的熊希龄才点了进士、进了翰林院。熊希龄虽然是科举中人，却思想新潮，赞成维新。在戊戌变法期间，熊希龄被湖南巡抚陈宝箴任命为时务学堂总理，熊希龄新官上任的第一件事便是邀请梁启超来担任中文总教习。好在戊戌政变的时候，熊希龄正好因病在乡，这才逃过一场劫难。

1905年，清廷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熊希龄也作为随员一同出发，在考察结束后，编写考察报告的事情便落在了熊希龄的身上。据称，五大臣的那份考察报告实际上出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和杨度之手，而熊希龄正好是朝廷大臣与梁、杨等人的中间桥梁。1909年，熊希龄奉命前往奉天省（今辽宁）整理地方财政税收等，一时脱颖而出，被誉为朝中的理财高手。在辛亥革命后，熊希龄因赞成共和，便辞官回到上海并参加了章太炎组织的统一党（后合并为共和党）。在被唐总理提名为内阁财政总长后，熊希龄开始加以婉谢，但后来也是盛情难却，只得答应就任。不过，他没有立即前往北京，而是先在南京帮黄兴解决民军的军饷问题，之后才赴北京。

《民国往事》：连载三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