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唐绍仪负气出走

人员安排还是小事情，当时最困扰新内阁的是财政问题。中国的古话说得好，“一分钱难倒英雄汉”，没有钱，再美好的蓝图，你说得天花乱坠、天女散花、哪怕是说破了喉咙，那也是白搭，最终什么事情也干不成。中国人的问题往往在于，他们不喜欢在台面上谈钱，似乎谈这个东西很俗气，但其实不然，比如辛亥革命，光有革命精神完全不顶用，非得要有钱才能继续革命---所以革命失败了。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作为新任内阁总理的唐绍仪同样遇到没钱这个问题，而他当时最重要的任务莫过于去搞钱了。也许有人会问，堂堂一个中华民国，怎么会没钱呢？岂不荒唐！但现实是残酷的，当时的情况是的确没钱、真的没钱---要是有钱，袁世凯岂能善罢甘休、革命党又岂会妥协退让？要知道，被专制思想熏陶了几千年的中国人，在权力斗争上向来就爱走极端，胜王败寇，你死我活，从来也不懂得什么叫有风度的对抗，而辛亥革命达成清帝退位、实现共和这种皆大欢喜的结果，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

回到钱的问题上来。清朝在入关初期的财政收入大概有一千多万两，到康熙朝时发展到三千万两，雍正朝则接近四五千万两，尽管在一些灾年里会有各种赈灾和减免田粮的举措，但到乾隆朝的顶峰时仍积累了超过八千万两的库银（峰值在乾隆四十二年，此后仍旧维持在库存六七千万两的规模），这也是在工业化时代之前国库积累的最高水平。可惜的是，到了嘉庆、道光年后，清王朝盛极而衰，每况愈下，到太平天国时期财政更是几近崩溃。

太平天国后的晚清财政收入主要有四项，即田赋正税、盐税、厘金和海关关税。在甲午战争之前的光绪年间，一般都有七、八千万两的财政收入，刨去开支每年还能剩下个四五百万两银子，但甲午战败后一下就赔掉两亿三千万两，基本把老底掏空，还得借债（这场战事加上军费支出和借债付出的利息，总亏损不下三亿五千万两，相当于清廷四年的财政收入，这还不算日军在中国破坏掠夺的财物损失及被割占的领土）。等到庚子年，那些颟顸无知的亲贵们一通胡搞，结果导致八国联军侵华，在随后签订的《辛丑条约》中，国民每人赔款一两银子，共计四点五亿两。为了支付这笔赔款，清廷又举借了沉重的外债，这利滚利的得赔出近十个亿（由于清廷向西方国家支付了大量的白银，导致1902-1903年的世界银价暴跌至历史最低点）。

庚子年后，慈禧太后为挽救即将崩溃的王朝而决定实行新政，但办事就得花钱，搞新政譬如练兵、教育、警政、宪政、实业等，外加沉重的赔款，哪个地方不需要大把大把的银子？不过，令人惊奇的是，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清廷居然能够通过增加新税、扩充旧税、发行公债、兴办银行等办法，使得每年的财政收入以百分之三十的速度增长，1903年清廷财政收入创纪录的超过一个亿，而到1910年，财政收入已经接近三亿两。

但是，由于新政所需费用极大，譬如编练和维持新军每年就需要五千万两以上。由此，清廷的财政收入虽然每年都在增长（但国民的税负程度也是有限的，再加税可就要造反了！），但其亏空也是十分惊人的（譬如1903年亏空即达三千万两），最后是东挪西借、寅吃卯粮，但仍旧无法摆脱破产的边缘。

财政上的困窘并不会因为建立了民国而有所改善，相反，由于朝代更替，原本应缴纳的税收大都没有正常收取（即使收取了，各级地方也不解送给中央）。因此，无论是南京临时政府还是唐绍仪的北京内阁，其实都是一贫如洗的穷光蛋，只恨自己不能生出钱来。

当时还有个救急的办法，那就是向洋大人们借款。那有人要问，洋大人们为什么要发善心，借给中国钱呢？道理很简单，各位想，西方列强搞了上百年的资本主义，财富积累丰厚，而资本的天性是逐利的，中国当时有接近五万万人，那该是一个多大的市场？哪怕从每个中国人身上赚到一两银子，那就有五亿的利润，简直是不得了的数字。再者，如果拿到中国的政府项目，譬如修建铁路或者直接借款，那利润是十分可观的。但是，要是中国一直混乱不堪的话，外国的资本也就赚不到钱了，因此他们需要一个人出来稳定局势，很显然，这个人就是袁世凯了。

《民国往事》：连载三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