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除了奕劻和张之洞反对诛杀袁世凯外，其它几个军机大臣也表示反对，比如那桐和世续，他们都是袁世凯的私党，世续还暗地为袁通风报信。而在地方督抚中，两江总督端方是袁世凯的姻亲，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更是袁世凯多年的把兄弟。另外，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也曾为袁世凯出面说情，这些人都构成了阻止杀袁的重要力量。
不过，话说回来，袁世凯是不好对付，但在皇权体制下，袁世凯何尝不慌张？当他从庆王府听到“将对袁不利”的消息后，也是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无计可施。1909年1月2日，在严办袁世凯的流言声中，袁世凯迎着冰冷彻骨的寒风，象往常一样前往内廷（载沣主政后，每日都要召集军机大臣商议朝政）。当他走到殿廷的时候，早被买通的当值太监将其拦住，偷偷的说：“今日摄政王怒形于色，袁大军机可不必入内。听说严惩谕旨即下，恐怕对袁大军机不利，还是早筹自全之策为妙。谕旨如何严峻，则非我辈所能得知”。
袁世凯听后，犹如被打了一闷棍，他在脑海一片空白的情况下，失魂落魄的走回了自己家中。待到稍微清醒，袁世凯急忙把自己的幕僚亲信召来商议对策。属下张怀芝说，情势危急，不如立刻前往火车站乘三等车前往天津，毕竟直隶总督杨士骧是自己人。袁世凯听后立刻起身收拾行装，并在张怀芝等人的保护下前往天津。为防不测，袁世凯不敢到天津本站下车，而是提前一站让张怀芝给杨士骧打电话，让他派人来接。
杨士骧倒还镇定，他接到电话后让袁世凯万万不可来督署，也不能让人看见他的行踪。正当袁世凯气恼之时，杨士骧的亲信很快登上火车。他带来了北京的最新消息，说袁世凯“罪只及开缺，无性命之虞”。袁世凯听后这才长舒了一口气，随后立刻回京，预备明晨入朝谢恩，不然将会引起更大的麻烦与风波。
此时的袁府早已是陷入了慌乱当中，袁世凯失踪的消息在北京城中不胫而走，一时间谣言纷纷，有人说袁世凯被秘密处死的，也有人说袁世凯畏罪自尽的，一时纷纷扰扰，闹得是鸡犬不宁。直到后来，主持军机大政、负责找寻袁世凯的张之洞听说老袁已经回来的确切消息后，他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事后，老张忍不住对左右调侃道：“人家都说我是‘有学无术’，袁世凯是‘不学无术’，我看哪，他不但有术，而且是多术，你看他这次仓皇出走，能找的地方我都找遍了，谁能知道他躲在哪里？我现在算是知道什么叫‘术’了。”
第二天，袁世凯终于见到了那道上谕：“内阁军机大臣外务部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擢用，朕御极复予懋赏，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驱驰。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艰难，难胜职任。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
三天之后，袁世凯怀着无比的委屈和幽怨，带着他的姨太太和亲信们，孤独而凄茫的离开了北京。谁说袁世凯位高权重、不可一世？慈禧太后在死前将他从北洋大臣调入军机，他不也只能乖乖地交出兵权？如今摄政王载沣命他“回籍养疴”，他不也只能磕头谢恩、跌跌撞撞、抱头鼠窜而去，哪里还敢说半个“不”字？在皇权专制制度下，能保住一条性命已属万幸，足见专制之毒，不言而喻。
袁世凯被排挤出京后，其私党一个个清除，清末的政坛也再次发生或大或小的地震：杨士骧于当年去世，端方接任直隶总督；张之洞去世；邮传部尚书陈璧被革职；徐世昌内调邮传部尚书，东三省总督由锡良接替；黑龙江布政使倪嗣冲被查办；民政部侍郎赵秉钧被斥，载沣接管警政；江北提督王士珍自请开缺，等等。随后，载沣又派自己的弟弟载洵做了海军大臣，另一个弟弟载涛做了军咨处大臣掌管陆军。载沣的这些措施，其实都是那次出访时德国皇帝教导的，那就是：军权一定要掌握在皇族手中！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载沣三兄弟看似掌握了军政大权，但袁世凯的势力实际上远未拔除。事实上，载沣并不是主政的合适人选，在他的治理下，慈禧太后死后导致的的威信真空进一步加剧，而清廷软政权化的趋势也变得更加的严峻。载沣的性格天生就比较软弱，口才也不好，在公开场合话不多，也没有什么热情。他这个人从小就对政治没什么兴趣，据说他的房中悬有一联：“有书大富贵，无事小神仙”；团扇则录有白居易的一首诗：“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随富随贫且随喜，不开口笑是痴人”。
最要命的是，载沣当时只有二十六岁，他太年轻了，也缺少政治经验。想和袁世凯斗，他恐怕还嫩了点。
四、野老胸中负兵甲
再说袁世凯被赶出朝廷后，心里是既羞又愤，但当时的形势已容不得多想，他也只能含怨带屈的带着一家老小，凄凄惶惶的离开了北京城。
按理，袁世凯该回老家河南项城，但这时他还回不去了。原来，袁世凯在庚子年就任山东巡抚时曾严厉剿杀义和团，由于下手比较狠，当时那些支持“义民”反洋的朝廷当权派对袁世凯大为不满，结果是群起弹劾。为平息众怒，袁世凯只得将他时任营官的长兄袁世敦拿出来顶罪，说他“纵勇扰民、残害百姓”，最后予以革职并驱逐回籍。如此一来，原本已是补用知府的袁世敦，其大好仕途便被弟弟毁于一旦。
在这件事上，袁世凯做得有点过分。明眼人一看就是知道，这其实是袁世敦代弟受过而袁世凯弃兄自保，袁世敦做了袁世凯的替罪羊。袁世敦在灰头土脸的回了项城老家后，也就不免含恨在心。数年后，袁世凯的生母刘氏去世，他希望将其葬入祖茔正穴（刘氏虽然是侧室，但已扶正多年）。当时袁世凯在朝廷中正红得发紫，可谓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但他的这个要求却被身为族长的袁世敦（原配所出）坚决拒绝，理由是庶母不得葬入正穴。袁世敦之所以不给弟弟面子，表面上看起来是维护族规、嫡庶之别，但真正原因恐怕还是当年旧事，袁世敦明摆着就是要让这个坏他前途的弟弟难堪，以出出自己胸中的一口恶气。由此，兄弟两人彻底闹翻，袁世凯在气愤之下，发誓再也不回项城老家。
从高位上跌落的袁世凯此时可谓是失落到了极点，北京容不下他，项城老家又不好意思回，后来他只好在河南彰德的洹水北岸买了一座宅院，姑且在此安身隐居。洹水又名安阳河，据说两千多年前，那位纵纵横捭阖的辩士苏秦便曾经提出“令天下之将相，相会于洹水之上”，说的便是此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如今洹水依旧万古长流，而昔日的英雄将相却早已化为一抹黄土。
袁世凯之所以选中这里，倒不是因为苏秦的预言，而是这里“前临洹水，左拥太行”，风景极为开阔。袁世凯买下的这座宅院原本是天津盐商何炳莹所修建，后来他觉得过于小气，于是加以大规模的扩充改建。一年之后，这里便成为“洹上村”的巨宅。与周围低矮房屋不同的是，袁世凯的这座宅院四周都筑有高大的围墙，并建有几座威严的炮台。另外，还有两营全副武装的护卫马队时刻保护，更使得这座奇特的建筑不像隐居之所，反象是旷野上突兀的中世纪城堡。
袁世凯的宅院外虽然威严，但围墙内的风情却大不相同。经过精心的修整后，宅内的亭台楼阁错落有致，颇有园林之景象；另外，袁世凯又特意命人在院外凿了一条小渠将洹水引入，由此院内小桥流水，到处泉水叮咚，倒也颇显情趣非凡。最让人赏心悦目的是，园内还挖了一个大水池，每到春天的时候，池边桃李芬芳，争鲜斗艳；而夏天的时候则荷花飘香，鱼虾成群，每到这时，袁世凯和亲友便前去垂钓，悠哉乐哉。
这座精心打造的花园，袁世凯给它起了个名叫“养寿园”，意思是在此归隐，颐养天年（此时的袁世凯刚刚五十出头）。在彰德隐居期间，袁世凯每天的生活都很有规律：清早出去散散步，随后与亲戚朋友下下棋；要不就是和一些来访的文人墨客诗酒吟唱，打发落寞的时光。
文笔一向不佳的袁世凯，这时倒写了几首颇有意思的诗，姑且撷取数句一赏：“投饵我非关得失，吞钩鱼却有恩仇；回头多少中原事，老子掀须一笑休”，多少有点自嘲之意；“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似乎又有不甘之心；“大泽龙方蛰，中原鹿正肥”，勃勃雄心毕竟难掩；最逗的是这句，“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为此，袁世凯还特意将自己那副著名的“披蓑垂钓图”公布于《东方杂志》，以表示自己归隐山林的意思。不过，从那副图上看，袁世凯虽然头戴斗笠，手执钓竿，看似闭目养神，似有决裂于仕途之象；但其凝望沉思，又隐隐作姜太公钓鱼之状。
袁世凯毕竟是袁世凯，既然要钓，那就钓大鱼，反正是愿者上钩，我自巍然不动。在袁世凯居室的不远处，有一个毫不起眼的小房间，这便是这座宅院中最现代、也是最为核心的一个地方：电报处。在离开京城时，袁世凯特意带回来了一个小电台，其用意不言而喻。
“退隐”后的袁世凯貌似与世无争，流连于山水之间，但实际上却时刻注视着北京的动向。通过电报处，袁世凯的亲朋故旧、北洋军的部属将领、还有他从前安插在政要部门的心腹爪牙，都能及时的与他保持紧密联系，并向他报告外间的一切巨细信息。通过这个渠道，袁世凯足不出户而知天下事，身不在朝但一切尽在掌握。
据说，袁世凯也曾一度耐不住寂寞，请了当地一个有名的瞎子给他算命，瞎子告诉他说，到辛亥八月节，官星就动了。等到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后，机会真的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