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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乱（终）

广陵方面：

公元466年2月，叛军将领薛索儿因为久攻睢陵不下，所以遣使进入睢陵城，请求守城将领申阐投降，同时向他承诺，只要肯投降自己，那么就会给他数之不尽的好处。结果，申阐信了，便率心腹出城投降。然后，他就被背信弃义的薛索儿给杀了，睢陵因此陷落。

3月，薛索儿以睢陵为根据地，率步骑一万余进逼青、冀二州，兵峰直指张永大营。明帝刘彧见状，立即命南徐州刺史桂阳王刘休范为北讨大都督，率众进驻广陵，又命萧道成率本部兵马增援张永。

5月，已经完成会师的张永、萧道成见兵力已经足够和薛索儿拼一下，便分兵两路，以钳击之法对薛索儿发动进攻（过程无载）。结果，薛索儿大败，狼狈退往石梁。尴尬的是，当薛索儿的参军到达石梁之时，粮食也已经没有了（疑似在之前的战争中被朝廷军所焚烧），所以大军溃败，各自逃散。薛索儿没有办法，只能率仅有的残部投奔乐平（安徽凤阳东偏北）。

结果，这大哥刚一到乐平，乐平守将申孝叔便突然暴起，将薛索儿斩杀，并将其人头送到建康向朝廷投降。

薛安都的儿子薛道智侥幸回逃到合肥，并向朝廷军投了降。当时，有一个叫傅灵越的叛军将领很有些才能，并且相当勇悍，可最终也是免不了被朝廷军生擒。那些押送他的官兵知道这是一个有才的人，便没有杀死他，而是将他押送到刘勔的面前。而见到傅灵越以后，刘勔指着他便质问道：“你本来是朝廷的将领，有现在的身份地位也都是朝廷赐予的，可为什么要背叛朝廷，做那猪狗不如的叛徒！”

现在的情况是胜者为王败者贼，换一个人一定会磕头如捣蒜地认错，可傅灵越呢？死不认错，将头高高抬起，好像自己做了什么伟大的事一样道：“哼，全国各地纷纷起兵造反，又岂止我一人？薛安都不能任用贤才，只会重用他的儿子和侄子，这才是失败的最根本原因，人总有一死，我又怕什么？只是遗憾在死之前没能建功立业。”

刘勔见整不了这头倔驴，便不再和其废话，将他押解到了建康。而明帝刘彧也知道傅灵越的能力，有心任用，只要他肯低头就好。可这倔驴哪怕到了刘彧面前也不愿低头，所以刘彧在万般无奈之下只能将其斩杀。

7月，当钱溪战线逐渐进入白热化阶段之时，萧道成的部队又攻下了山阳（江苏淮阴），所以讨北大军逐渐开始向彭城进逼。

青冀方面：

公元466年4月，散骑侍郎明僧暠在青州聚众起兵，开始攻打青州刺史沈文秀，以响应朝廷。

25日，刘彧遂任命明僧暠为青州刺史。时，王玄默占据着琅邪（山东境内），王玄邈占据着盘阳（山东临川一带），刘乘民占据着临济（山东境内），他们见朝廷北讨军逐渐占据优势，遂起兵攻击叛军，以响应建康。

沈文秀见朝廷军逐渐势起，如果再不遏制，那么自己到时候必死无疑，于是命心腹战将解彦士攻击并攻克了北海，同时杀掉了刘弥之。可就在叛军刚刚攻下北海之时，刘乘民的堂弟刘伯宗又在北海集结地方豪杰从内发动突然袭击，将叛军又给打了出去，并且这一次的仗打得非常漂亮，几乎将解彦士的部队全歼。因此，刘伯宗认为这是攻击东阳（沈文秀的大本营）的最好机会，于是乘胜追击，对东阳发动了袭击。可结果，却被沈文秀所率领的正规军迎面全歼（正规军和民兵之间的差距是非常巨大的）。

之后，明僧暠、王玄默、王玄邈、刘乘民集合大军开始围攻东阳城，可每次攻击都会被沈文秀击败。而这些人也不是好相与的，士兵被打散了就重新集结起来再攻，如此来来回回十余次之多，可最后呢？还是无法攻破东阳这座坚城，双方就这样对峙了起来。

以上，便是钱溪决战之前寿阳、广陵、青州等方面的战况。可以说朝廷虽然占据优势，但总体还是处于一种相持的状态。

直到9月，刘子勋死，荆、湘、郢等州皆被平定，事情才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10月，刘子勋死讯传到各地，徐州刺史薛安都、益州刺史萧惠开、梁州刺史柳元怙、兖州刺史史毕敬、豫章太守殷孚、汝南太守常珍奇皆遣使往建康请降。

至是，这场席卷刘宋全国的大乱终于被平定了。可你要是认为战争就这样结束了，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公元466年10月21日，之前投降朝廷的叛军将领全都陆续前往了建康。只有薛安都一路出现了意外。刘彧认为，薛安都是一众叛军中势力最强的存在，所以为了避免什么意外，便命镇军将军张永、中领军沈攸之率大军五万人北上迎接薛安都。岂料此决定一出，尚书左仆射蔡兴宗便马上站出来道：“陛下万万不可如此！”

刘彧：“为什么？”

蔡兴宗：“在现在这种形势下，薛安都归顺朝廷的心绝对是诚的，除非他自己没事作死。所以只需要派一名使者拿着一封受降书便能轻松搞定。可一旦您用重兵前去迎他，薛安都必定生疑，甚至在被逼无奈之下都有可能招引北方胡虏，那时，灾祸就会更深。如果说他身为叛逆，罪大恶极，非诛杀不可的话，那么从前您赦免的人可就太多了。何况薛安都在外，据守的是北战场的一个大镇，紧挨着边界，地势险要、兵力强大，无论是包围还是攻击都难以克之。所以为了国家的利益考虑，尤其应该使用和平的手段进行安抚。一旦逼这厮投降了魏国，那么我们的麻烦就大了，还请陛下务必三思而后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