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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皇帝李诵虽然还可以偶尔由内侍扶着上朝，但每次都只能歪坐在龙椅上转转眼珠子流点哈喇子勉强做做样子，根本开不了口，更提不出关于朝政的任何处理意见，说得好听点是吉祥物，说得不好听点完全就是个废物。

眼见皇帝的病情不仅没有任何痊愈的迹象，反而还在不断恶化，朝中不少大臣都十分担忧，希望能尽早册立太子。

这当然是王叔文不愿意看到的。

皇帝身体不佳，一旦册立太子，再下一步肯定就是太子监国，如此一来，自己还能像现在一样把控朝局吗？自己酝酿已久的改革大计还推进得了吗？

因此，朝臣们那些所有呼吁皇帝早立太子的奏折都被他扣下了。

可他挡得了外朝的大臣，却挡不了时刻都在宫中的俱文珍等宦官。

俱文珍绕过了王伾、王叔文等人，在找机会奏请皇帝李诵同意后，马上召翰林学士郑絪、卫次公等人入宫，起草册立太子的诏书。

当时牛昭容正陪侍在李诵身边，作为王叔文的同伙，她自然不愿看到这一幕，便找出各种理由拖延，一会儿是“皇帝的身体一定会好起来的，不需要这么早立太子”；一会儿是“立太子是大事，要从长计议”；一会儿又是“选谁当太子就像女人选老公，一定要精挑细选，绝不可操之过急，还是先研究几个月再说”…

郑絪没有与她废话，只是在纸上写了四个字：立嫡以长—册立长子为继承人，并将纸条直接送到了皇帝面前。

李诵看后点了点头。

他虽然讲不了话，但头脑还算清楚，知道以自己目前的身体状况，确实应该尽早册立太子，而他的长子李淳自幼又十分聪慧明达，应该是合格的继承人选。

立太子的事就这样定了下来。

四月初六，李诵驾临宣政殿，正式册封长子李淳为太子，同时更名为李纯。

李纯当时28岁，仪表堂堂，风度翩翩，满朝文武见了都十分欣慰，朝堂上一片欢声笑语，只有王叔文始终一言不发，脸上的表情比中国男足近年来的战绩还要难看。

仪式结束后，他还情不自禁地吟诵起了杜甫纪念诸葛亮的那句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显然，此时他心中已经有了不祥的预感。

之前只有他和王伾能通过李忠言、牛昭容和皇帝建立联系，现在他的死对头俱文珍等人居然也能这么干了，而且这些人还有拥立太子之功，将来一旦俱文珍和太子联手，自己唯一的出路，只有穷途末路！

这让王叔文感到不寒而栗，寝食难安。

他强烈地意识到，要想保证自己的安全，就必须把掌控在宦官手里的兵权夺过来！

这年五月，一个新的任命出台了：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改任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节度使，度支郎中韩泰为行军司马。

范希朝是资历颇深的老将，韩泰则是王叔文的同党，因此明眼人一看便知，王叔文这是在故技重施，把范希朝推到前台做幌子，而让心腹韩泰掌握实权。

然而这次王叔文却打错了算盘。

神策军归属宦官主管已有近二十年，各级将领与俱文珍等宦官首领之间早已建立了极为深厚的关系—不说是鱼水情深吧，至少也是狼狈为奸，在得知王叔文一党企图夺取兵权后，俱文珍马上向将领们发出了指示：绝不能把一兵一卒交给别人！

因此，尽管范希朝和韩泰上任后第一时间就向各级将领发出了过来开会的通知，可他们在会议室里等了一个多月，除了墙角的一只蜘蛛，竟然连一个活着的生物都没有见到！

那么多神策军将领，一个都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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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韩泰只好灰溜溜地回去复命。

王叔文闻讯大惊。

他之前也许预料过到不会很顺利，但万万没想到事情会坏到这样的地步！

因为他知道，这次不但没打着草，反而还惊了蛇，接下来等着自己的必然是以俱文珍为代表的宦官群体的疯狂报复！

应该说，他的判断不错。

仅仅几天以后，他就接到了一个新的任命：被提拔为吏部侍郎，同时免去翰林学士一职。

这让王叔文更加不安。

他之前也许预料到会有情况，但万万没想到问题会严重到这样的地步！

因为吏部侍郎一职虽然品级更高，可毕竟只是一个部门的长官，对朝政的影响力远远比不上拥有起草诏书特权的翰林学士—王叔文之前便是一直坐镇于翰林院，领导这场改革的，倘若他失去了翰林学士这个头衔，就彻底被排除在朝廷的决策圈之外了！

但在王叔文看来，这还不是最恐怖的。

更可怕的是，从这个诏书的内容来看，皇帝已经被俱文珍等宦官控制了！

当然，就如任何一条被抓上岸的鱼都会拼命挣扎一样，王叔文也不甘心接受这样的现实。

抱着最后的一丝希望，他又让王伾替自己上疏请求保留翰林学士职务。

结果自然是毫无悬念的。

不准。

对方作出的唯一让步是王叔文可以每隔三五天去一趟翰林院，看点免费的报纸、喝点免费的饮料、用免费的手纸上个厕所…这些都没问题，但要想参与决策，那是绝无任何可能的！

在王叔文被免掉翰林学士后，改革派手中唯一的资源只剩下了担任宰相的韦执谊。

可惜的是，此时的王叔文和韦执谊之间也已经已渐行渐远，从之前的同舟共济变成了如今的同床异梦，从之前的无话不说变成了如今的无话可说，从之前的刎颈之交变成了如今的脸上笑嘻嘻心里骂对方不是东西之交。

这主要缘于两人的想法不同。

王叔文觉得，韦执谊是靠着自己才当上宰相的，应该完全听命于他王叔文，他指东韦执谊就不能往西，他让摸狗韦执谊就不能偷鸡；而韦执谊却认为，他作为宰相，表面上看起来必须要显得公正，因此不可能事事都按照王叔文的意思做，而且在他看来，王叔文做事太急，树敌太多，有时也要妥协，要讲究策略。

正是这种观念上的差异，导致了他们的分道扬镳。

史载当时有个叫羊士谔的官员经常抨击王叔文的政策，王叔文恼羞成怒，要求韦执谊找个由头将其斩杀，以便杀一儆百。

但韦执谊却无论如何都不同意。

他认为这么做不符合相关法规，容易激起众怒，让本来就没多少群众基础的改革派更加孤立。

无奈，王叔文只好退了一步，命他将羊士谔杖杀。

然而韦执谊还是坚决不从，只是将羊士谔贬官了事。

这令王叔文大为不满，从此便对韦执谊有了意见。

而之后不久发生的另一件事，又让他们的关系更加雪上加霜。

那一次，西川（治所今四川成都）节度使韦皋派他的心腹支度副使刘辟来到长安，秘密求见了王叔文。

韦皋那时名气很大，在西南地区甚至整个唐朝都有很高的威望。

他节制西川已长达二十年，这些年他坚决执行联合南诏打击吐蕃的战略，曾多次大败吐蕃，史称其“功烈为西南剧”，他本人也因功被加封为检校太尉、南康郡王。

在这次会见中，刘辟带来了韦皋的口信：太尉让我向王公您致意，希望您能帮忙将三川（即西川、东川、山南西道）之地都划归太尉管辖，他一定以死相报。

显然，韦皋想和王叔文做笔交易。

在韦皋看来，王叔文是不该拒绝这笔交易的。

因为，以韦皋的实力和名望，如果能成为二王的盟友，对他们的改革肯定会有极大的帮助。

可惜，王叔文是个讲原则的人。

他做事只看对错，不大顾及利弊。

所以他不仅没有答应，反而冷笑道：如果我不给呢？

刘辟毫不客气地回答：那就会用另一种方式回报！

王叔文勃然大怒—你一个节度使的下属，居然敢如此威胁我！

他当场下令将刘辟轰了出去。

刘辟走后，王叔文越想越气，又给韦执谊下令，要求处死刘辟。

这次韦执谊又拒绝了。

此时刘辟也察觉到了不对，马上逃回了成都。

听说刘辟跑了，王叔文忍不住大发雷霆，对韦执谊也更加怨恨。

韦执谊，你实在是太过分了！

你只是我找来抬柱子的，现在居然把自己当成了台柱子！

两人的隔阂自此越来越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