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227

这次，杨炎瞄准的目标，是自唐初开始已经执行了一百六十多年的赋税体系—租庸调制。

这一制度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也就是说国家按照规定给百姓授田，百姓则按照规定向国家缴纳赋税：每丁每年向国家缴纳粟二石，是为租；为政府免费服劳役二十日，或者用物品折抵役期，是为庸；同时还得缴纳绢二丈、绵三两，是为调。

所谓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三者合起来即租庸调。

开始的一段时间，租庸调制实行得还算顺利，然而到了玄宗在位时期，由于均田制的逐渐瓦解，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人口逃亡越来越多，各级政府的户籍、田亩档案与实际情况已经有了不小的出入，租庸调制在执行时便不那么顺畅了。

而在安史之乱发生后，为了筹集平叛所需的庞大军费，各级地方政府纷纷巧立名目，征收各种稀奇古怪的新税种，其随意性堪比婴儿尿床—完全没有任何约束。

这样沉重的负担，百姓当然难以承受。

富人还可以通过当官或者出家为僧等各种合法的手段来逃避征税，而穷人则只有两个办法—要么一死了之，要么一走了之，一时间，全国各地逃亡成风，有些地方留下来的百姓甚至不足原来的百分之五，如此一来，根据户籍人口来征收赋税的租庸调制自然就难以为继了。

在这种情况下，改革税制就成了朝廷的当务之急。

杨炎决定，把自己当上宰相后的首要重点就放在这上面。

可这项工作不仅涉及面极广、影响面极大，而且绝不允许出错—此时的唐朝就如同得了重病的病人，已经经不起任何折腾了，一旦如此重大的改革出现错误，就好比重病人吃错了药，后果不堪设想。

要推动这样重大而复杂的改革，哪有那么容易？

容易。

对别人来说，也许非常难，但对杨炎来说，却很容易。

有的难题很多人要花很长时间很多精力修改很多次才做得出，但某些学霸却可以分分钟解决问题。

而杨炎就是这样的学霸。

杨炎大笔一挥，很快就拟定好了他的改革方案。

一、征税原则。

以量出制入为征税原则。即先估计国家需要的财政支出，再以此为依据制定出征收总额，将税收限制在事先规定的范围内，而不是收得越多越好。

这一点在当时是开创性的，类似于现代社会的预算先行。

显然，量出制入比之前实行的量入为出要更为科学，对百姓也更有利。

二、征税对象。

之前的老税法只对户籍在本地的人征税，而现在杨炎规定：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不论户籍是哪里，一律在现居住地纳税。

而对于流动性更强的商人，杨炎则要求按照其利润的三十分之一缴纳税收。

三、简化税制。

之前的租庸调以及各种五花八门的杂税全部不再征收，只收取户税和地税。

四、征税基础

以家庭财产为征税基础，而不再像以前那样以人丁为基础。

在杨炎拟定的新税法中，户税是按照每户的资产征税，资产多的交税多，资产少的交税少，地税则是按亩征粮，土地多的缴的多，土地少的缴的少。

总之，不管你家里有多少人丁，朝廷只按照你家的贫富情况来定税—按照史书的原文就是：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

五、征收物品。

新税法以户税为主，而户税只收钱，不再像以前一样收取绢帛等实物。

六、征收时间。

每年征收两次，夏税不超过六月，秋税不超过十一月。

公元780年正月，德宗李适下诏，宣布正式实施杨炎拟定的税收改革方案，由于新税法每年分两次征税，故得名“两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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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两税法比原先的租庸调制要合理得多。

尤其是它把“以人丁为准”的征收原则改变为“以贫富为准”，这相对于之前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巨大进步，只要严格按此执行，应该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轻贫困阶层的负担，缓解社会矛盾。

关于两税法实施以后的效果，《旧唐书》中是这样描述的：天下便之。人不土断而地著，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诫而奸无所取…

这里边虽然难免有溢美之词，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新法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两税法不仅是中国税收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也是中国社会的一次重大变革。

由于它按照财产收税，不再像以前那样限制商业发展，因此，两税法实施后，唐朝的商品经济日益发达，社会分工也日益细化，并涌现了扬州等一批举世闻名的商业城市。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杨炎所创造的两税法，为晚唐甚至宋朝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正如再好的药也难免有副作用一样，两税法也不是尽善尽美的。

由于在两税法实施后，土地兼并由非法变成了合法，不再受到限制和打击，土地自然日益集中，贫富差距也不可避免地日益扩大。

另外，作为两税法主体的户税是以货币形式征收的，而中唐以后货币流通量严重不足，百姓不得不贱卖绢帛、粮食等产品以换取货币，这也在无形中增加了百姓的负担。

更令人叹息的是，在后来的执行过程中，两税法逐渐又走了样—比如长期没有调整贫富等级，使得“以贫富为准”的征收原则得不到贯彻；比如在两税法规定的范围外，朝廷又违背承诺，随意加征各种名目繁多的新税种…

就这样，尽管一开始成效颇为显著，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方面似乎又回到了从前—百姓负担依然十分沉重，社会矛盾依然十分尖锐。

两税法的实施，就像一块巨石被扔到了水里—尽管瞬间动静很大，可是很快就又恢复了原样。

但这主要还是执行的问题，和杨炎并没有什么关系—就像天是否下雨，跟我早饭是否吃饱没有关系一样。

无论如何，两税法在初创时期取得的良好效果，是没有人可以否定的。

无论如何，杨炎对中国古代财税制度作出的巨大贡献，是没有人可以否定的。

不过，现在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杨炎之所以要制定两税法，除了想解决当时朝廷面临的财政紧张问题，可能还藏有一个不可告人的动机—削弱其政敌刘晏在财政方面的影响力。

杨炎和刘晏的矛盾由来已久。

当初杨炎担任吏部侍郎的时候，刘晏的职务是吏部尚书，是他的顶头上司。

那时杨炎依仗着有宰相元载做后台，对刘晏很不服气，刘晏的资历、官位都比杨炎高，当然也不会让步，两人因此产生了不少冲突。

而后来对杨炎有知遇之恩的元载被杀，刘晏又是主审官员，尽管他只是奉代宗李豫之命行事，但杨炎却把这笔帐全部记在了刘晏身上，对刘晏恨之入骨，时刻想着要报复刘晏，为恩公元载报仇雪恨。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星火之仇，燎原回应！

这就是杨炎的人生准则！

现在，凭借两税法为自己赢得的巨大声望，凭借皇帝对自己无以伦比的信任，杨炎觉得对刘晏动手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可是，刘晏这个人人品好，人缘佳，人望高，几乎挑不出任何问题，该从哪里找到突破口呢？

这难不倒足智多谋的杨炎。

在他看来，刘晏有没有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让皇帝相信他有问题，而且，是致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