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协议”

就在中曾根为国企的民营化全力拼搏的时候，一份在当时似乎并非那么重要的协议在美国纽约签订完成。中曾根没想到，这纸协议后来对日本的影响会有数十年之久。

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英国、法国、联邦德国五大发达国家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在美国纽约中央公园南侧的广场酒店进行秘密会晤后签署协议，同意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允许美元对日元等主要货币贬值，以化解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

签订这一协议的主要原因，是1980年代初美国经济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美联储被迫实施紧缩货币政策，导致美元大幅升值，严重影响到了出口竞争力，从而带来了巨额贸易逆差。

从1980年到1985年，美元累计升值了60%。1985年，美国的工业产品出口已经落到全球第三，落后于日本和西德。而当时正是日本制造风靡全球的时代，日本的汽车、半导体、摩托车、机械设备不但质量不逊于美国产品，还因为美元升值的原因明显具有价格优势。

此消彼长，美国第一次感受到巨额贸易逆差的压力。美国贸易逆差从1980年的364亿美元急剧扩大到1985年的1485亿美元，五年时间增加了足足三倍。其中对日贸易逆差是主要原因，1985年已经达到了500亿美元，占据了美国贸易逆差的三分之一。

丰田和本田为代表的日本汽车在美国市场份额一度达到20%，年出口额达到240亿美元，成为美国最大的汽车供应国家。单是美国汽车业，八十年代初就有6万工人失业。在日本厂商的冲击下，美国传统制造业基地五大湖区的企业出现破产，导致大批工人失业。“铁锈带”这个名称正是起源于那一时期。

其实，早在1970年代末，美国政界、学界已开始注意到日本日益增强的国际影响力以及举足轻重的经济实力。1979年，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出版的《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第一次在美国大众面前系统性阐述了日本取得的巨大成就及其原因。

在深入研究日本的现代组织、经济团体、企业文化和官僚制度等社会结构和管理案例之后，傅高义认为，日本的成功，并非来自传统的国民性、古已有之的美德，而是来自日本独特的组织能力、精心计划和执行措施，包括日本的教育水准高且普及度好；社会治安好，犯罪率较低；有一套培养精英官僚、抑制腐败的有效体系；强调认同感却不缺乏竞争性的企业文化；提供合理保障又不致养懒汉的福利体系，等等。这也是为什么在面对有关“日本第一”这个说法的热议时，傅高义强调：“我说’日本第一‘不是指日本经济是全世界最强大的，而是要告诉美国人，日本是如何发展的。”

继傅高义后，推崇“日本经济奇迹”的风尚一度席卷美国学术圈。无论是社会学、政治学，又或是经济学领域，各路美国学者都开始孜孜不倦地研究日本的成功之路。

一方面是媒体喋喋不休地高喊日本如何成功，一方面美国出口竞争确实不敌日本，无形中美国人的矛头开始指向日本。

广场协议签订之前，美国在1984年与日本进行了多次贸易谈判，不仅以全面贸易制裁来威胁日本，更以“日元成为世界货币，日本成为世界大国”为条件吸引日本政府，要求日本允许日元升值，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实现利率自由化。对当时已成为经济大国渴望国际地位的日本来说，美国的恩威并用起到了足够的效果。因此，准确的说，日本是自愿签署这份协议的。

虽然广场协议涉及到多个工业强国，但影响最大的就是日本。广场协议宣布前，美元兑日元大致在1比250的水平，三个月不到，美元兑日元就急剧下滑到1比200，贬值了20%。一年之后，美元兑日元已经下滑到1比150的水平。

由于美元贬值速度过猛，1987年上述五国与加拿大又签署了《卢浮宫协议》，意在结束广场协议，阻止美元的持续贬值。但日元的升值势头却无法遏制，1988年美元兑日元达到了1比120的水平，比广场协议之前贬值了一半；到了1990年，甚至达到了1比80的历史高点。

日元急剧升值的直接后果就是出口明显下滑。1986年，日本出口总额就从上一年的41.96万亿日元下滑到35.29万亿日元，降幅高达16%。1987年，日本出口总额进一步下滑到33.31万亿日元。

不过，在广场协议后，日本经济遭受的冲击最为严重，还要归咎于日本央行的应对失策。

为了弥补日元升值给出口带来的冲击，日本央行开始实施量化宽松政策，不断下调利率导致流动资金过剩。同时，由于日元急剧升值，日本持有的美国国债资产出现账面亏损，大量资金开始回流到日本国内市场。日本开始了虚假繁荣的五年时光，在几年之内就掏空了自己多年积累的家底。当然，这是后话了。

“东芝事件”

1987年5月27日，日本警视厅逮捕了东芝机械公司铸造部部长林隆二和机床事业部部长谷村弘明。东芝机械公司曾与挪威康士堡公司合谋，非法向苏联出口大型铣床等高技术产品，林隆二和谷村弘明被指控在这起高科技走私案中负有直接责任。这就是冷战期间敏感高科技走私案件之一—东芝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