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平正芳以身殉职
劫机事件搞得福田首相颜面尽失，还好，1978年8月《中日友好和平条约》的签订，总算为他挽回了一点面子。此时，日本经济也逐渐摆脱石油危机的影响，开始缓慢回升。正当福田雄心勃勃地想干出点名堂的时候，党内已经有人盯上了他的位子。
此人就是大平正芳。
作为自民党第一大派阀的首领，取保候审的田中角荣仍有着“幕府将军”般的权力。他一再怂恿大平：“如果大平派再不开始行动的话，可能就来不及了。”大平正芳期待着福田能说话算话。当初他与福田约定，福田的两年任期结束后，首相之位由他接任。他没想到福田坐上相位后却不肯站起来了。
党内总裁选举从1978年9月就开始酝酿。这次选举首次采用预选制，即由党员投票选出候选人，再进行决选。没想到，11月27日预选结果，大平获得55万张选票，福田只47万多张。自感无力与大平竞争的福田只好急流勇退，当晚即宣布退出选举。
12月1日，大平正芳正式成为自民党总裁，7日，受命组建新的内阁。
大平出生在香川县一个既不富裕也不算贫困的普通农民家庭，生日是1910年3月12日。他在《我的履历书》中写道：“我记事以后，就是穿着袖口擦满鼻涕、闪光发亮的衣服和稻草编的草鞋，吃麦饭和着一汤一菜长大的”。和许多农家孩子一样，大平从六七岁起，就学会编织麦秆草帽，帮助父母搞些副业补充家计。他放学后忙于编织，以致经常耽误家庭作业的完成。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大平，从小养成了不畏艰苦、坚韧不拔的性格。
从小学到中学，大平是个“平凡少年”。中学没念完时父亲过早去世。依靠育英奖学金，他完成了高松高等商科学校和东京商科大学（一桥大学）的学业。
1936年，大平从东京商大毕业，经考试进入大藏省。一年见习期满后，任横滨税务署长。1938年，经东京税务监督直接税课课长池田勇人推荐，调任仙台税务监督局间接税课课长。大平与池田的交往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1939年，大平被大藏省推荐派往中国，任“兴亚院”驻中国张家口事务官，次年10月奉命回国，在东京兴亚院经济部编制对华投资计划并监督实施。
1942年，大平回到大藏省主计局，负责文部省与南洋厅审计工作。此间，在主计局长支持下，为改善文教事业，设立了资助贫困学生学习的大日本育英会。次年，转任东京财务局间接税课课长，还负责管理战时开设的“国民酒店”。
日本投降后，大平仍留在大藏省，历任主计局事务官、薪金局第三课课长、经济安定本部公共事业课课长，为度过战后经济恐慌向政府提出过不少重要建议。
1949年，池田勇人出任第三次吉田内阁藏相时，请大平担任秘书。大平把池田的成功失败、毁誉褒贬责任系于自己一身，尽心尽力埋头苦干，成为池田得心应手的有力助手。
结束了三年的秘书生活，大平的思想已发生变化，对继续留在大藏省从事事务性工作感到倦怠，唤起了对从政生活的向往。慎重考虑后下定决心，“应该干能够发挥自己活力的、未曾干过的冒险事业…使自己的生命火焰更充分地燃烧”。1952年，大平辞职参加众议院议员选举一举成功，开始了漫长的政治生涯。
大平步入政界后投身于池田麾下，在筹措政治资金、竞选、调解派系关系等党务工作中显露出才干。池田不无得意地赞赏说，大平为人做事，“可用诚实二字概括之”。
1960年，池田当选为自民党总裁并出任首相，大平先后出任内阁官房长官、外相等要职，协助池田处理了许多内政外交问题。特别是他建议池田采行“宽容与忍耐”理念，为池田内阁减少政治风浪冲击筑起了一道城墙。
对于大平的见识和才干，不仅是池田满意，许多不同派系的大人物也竖起大拇指。前首相岸信介就有过这番感慨：“我派若有大平那样的人物，岸内阁必能再延续两三年”。
在自民党内，大平是处事缜密、老成持重的骨干。池田病逝后，池田派由宏池会长前尾繁三郎率领。1970年初，第三次佐藤内阁成立，前尾未能入阁参政，池田派部分少壮议员极为不满，坚持让前尾下台，由大平取而代之，池田派有分崩离析之势。大平为本派大局着想，以协商方式平息了危机，提高了威信。不久，前尾辞职，大平被推为池田派掌门。
大平是自民党内有见识的外交家，这突出表现在恢复日中邦交时的态度上。
中美关系缓和、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日本国内舆论要求恢复日中邦交的呼声更为强烈。早在佐藤内阁末期，大平就提出过尽快恢复日中邦交的主张。田中内阁成立后，他作为外相积极协助田中推进了日中关系正常化的进程。1972年9月，大平与田中一起访问中国，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1974年1月，大平再次访问中国，签订了“日中贸易协定”，并参加“日中航空协定”谈判，为促进和发展日中两国友好关系做出了积极贡献。
田中内阁末期，大平改任藏相。田中下台后，大平与福田争夺自民党总裁两败俱伤。在三木内阁中，大平留任藏相。后与福田合作，迫使三木下台，建立了“福田管政，大平管党”（大平时为自民党干事长）的“福大体制”，直至这次“福大竞选”，大平取代福田出任首相。
大平一上台，就改变以往单纯依靠官僚机构制定政策的做法，而是注意听取专家意见进行决策，他以选举时承诺的“田园城市构想”为中心建立了多个研究会，充当其智囊团，以降低决策风险。
然而，正所谓“形势比人强”。大平刚上台，就碰到了伊朗革命，并引发了第二次石油危机。1979年初，国际石油价格飙升。大平担心日本国内通货膨胀，提出了增加消费税或所得税以支持经济的设想。
消费税是要从每个公民口袋里拿钱，大平对日本人的觉悟有点高估。他没想到一提出这一设想，就遭到了激烈发对。没办法，他只好用老办法，用解散议会的方式争取支持。
1979年8月，大平宣布解散众议院，9月举行议员大选。在政见演说中，他把“克服”能源问题的“制约”、“恢复财政能力”、确立政治伦理作为今后优先解决的课题，表示为整顿财政，实现到1984年消灭赤字公债的目标，政府在财政收入不足时，将不得不增加国民负担，征收“一般消费税”。
众议院改选与大平的政见演说，成了政治斗争表面化的导火线。自民党元老、前首相三木和福田认为，解散众议院师出无名，违反一般程序。国民则担心，改选是增税的前奏，大平要建立“征税内阁”。这种抵触气氛，给自民党大选蒙上了一层阴影。，
10月，众议院大选揭晓，自民党遭到有史以来的惨败，只获得248个议席，加上新入党的无党派议员才勉强维持过半数。党内立即发出大平应引咎辞职的呼声，接着又出现三木、福田、中曾根三派拥立福田取代大平的严重局面。大平没有让步，他要“把自己能做的做完，结果如何决不后悔”。
11月5日，扣人心弦的首相选举战在众议院举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自民党向国会同时提出了大平和福田两名候选人参加决选，这一做法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决选结果是大平险胜，保住了首相位置。
大平再一次成功组阁，急欲出点政绩摆脱困境。这次他选择了外交。
1979年12月初，大平踏上了第三次访华的旅程。在轻松愉快的访问中，大平会见了***等中国党政领导人，共同讨论了朝鲜、印度支那、伊朗形势与对苏关系问题，就中日经济合作交换了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