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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由于两江总督马新贻在江宁被刺客刺杀，清廷命曾国藩前往江宁，再次担任两江总督。空出来的直隶总督职位，由湖广总督李鸿章接任，天津教案的后续工作，也由李鸿章来完成。

李鸿章来到天津后，前来拜见曾国藩。没等李鸿章开口，曾国藩便问他：“少荃(李鸿章字)，你现在到了天津，这里是中国外交最重要的场所。现在，中国国势衰落，欧美列强时刻都想联合起来欺负中国。如何正确利用外交手段避免被欺负，是非常重要的。一旦处理不当，小小的失误，便会给国家带来灭顶之灾。你现在和洋人打交道，将采取怎样的办法呢？”

李鸿章谦虚地说：“学生正是为了此事来请教老师您的。”

曾国藩说：“你既然来到了这里，就肯定有主意了。说给我听听。”

李鸿章说：“学生也没有什么好主意。我想，与洋人打交道，不管他们怎么要挟，我只需用‘痞子腔’，便可稳操胜券。”所谓“痞子腔”，是李鸿章家乡的一种俗语，即油腔滑调的意思。

曾国藩听完，沉默着以五指捋须，过了好半天才慢慢开口说话：“哦，‘痞子腔’，‘痞子腔’是怎样的，你试着说给我听听。”

李鸿章见曾国藩并不赞同他的看法，连忙转换口气，说：“学生信口胡说，错了，还请老师指教。”

曾国藩眯着眼，又不停地捋起胡子来，好久才抬起眼来看着李鸿章说：“照我看来，最关键的还是一个‘诚’字。唯有诚实，可以打动洋人。圣人说，忠信可行于蛮貊，这是断然不会有错的。中国国力衰败，再怎么装腔作势，也是骗不过洋人的。以诚相待，虽然占不到什么便宜，但也不至于吃大亏。你看这样是不是比你说的那个‘痞子腔’要好一些呢？”

曾国藩的这番话，说得李鸿章面红耳赤。这时候的李鸿章，或许还不能完全理解曾国藩的这番话。随着他的外交经验的增加，他越来越感觉到曾国藩的这些话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李鸿章后来回忆说：“别人都晓得我前半生的功名事业是老师提挈的，似乎讲到洋务，老师还不如我内行，不知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老师一言指示之力。”“我只捧着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洋人相对付，果然没有差错，而且有很大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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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向李鸿章交接完相关事务后，前往京城向慈禧太后汇报天津教案的处置情况。之后，他将长途跋涉，前往江宁，再次担任两江总督。

李鸿章对于天津教案的处置，与曾国藩几乎差不多。唯一的变化是偿命的中国人数由二十人减少到十六人。这并不是李鸿章争取的结果。俄国人主动提出不要中国人偿命，所以人数减少了四人。李鸿章只是捡了个便宜，却获得了不少中国人的赞许。不少人觉得，他比曾国藩厉害许多。不过，李鸿章本人，肯定不会认为的。

很多历史学家认为曾国藩在办理天津教案的过程中，太过软弱，有损中国的国家利益。其实，这种看法是对曾国藩的苛求。在当时的情形下，天津教案除了像曾国藩这样处理以外，别无更好的处置办法。开战是不可能的，且不说当时的中国根本没有什么海军，法国可以随便在中国沿海找寻攻击地点，陆路上，淮军能够抵挡得住法军的进攻，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光从财政的角度考虑，清廷就不敢打这一仗。

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及各地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清政府不得不投入大量军费，并且随着起义规模的不断扩大，这种军需支出日益增加而无休止。庞大的军费开支，使得清政府的财政十分拮据。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878年新疆军事结束后。

清朝盛世时的中央财政是相当充裕的，银库常年有大量积存银子，乾隆后期达到七千到八千万两的规模。嘉庆、道光时期，财政情况恶化，但国库中仍有两三千万两的存银。

咸丰朝最初的两三年里，太平军刚刚起事，尚在流动之中，清政府的财政支出就相当惊人。国库中的存银基本上被花光。曾国藩创建湘军，根本不能指望朝廷拨给军饷，只得自己筹饷。

此后，太平军气势大涨，英法联军又杀入中国，战争规模越来越大，清政府的军费开支远远超出了咸丰朝最初的两三年。清朝国库存银一直保持在几十万两到一二百万两之间。可见，当时清王朝的中央财政，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

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清朝的财政状况有了一定程度的好转。但由于捻军以及各路农民起义军的存在，清廷每年依旧需要支出大笔军饷。国库存银依旧很少，根本无法支撑一场和法国的战争。

天津教案发生的时候，捻军虽然虽然已经被镇压，但仍然有好几股规模比较大的起义军，清廷每年的军饷支出依旧很大。其中，陕甘的回民起义、贵州的苗民起义，都不是很容易就能镇压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