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历史上的今天#1861年9月30日，胡林翼病逝。胡林翼（1812—1861），湖南益阳人。1836年进士。后充当江南乡试副考官，因主考官文庆舞弊，受处分，从此仕途坎坷。后捐钱做了知府。太平军起，入曾国藩湘军。后在文庆的帮助下，做到代理湖北巡抚，后实任。大力开展“湖北新政”，使湖北成为湘军重要基地。

（接上文）曾国藩之所以要采取上述措施，主要是想获得较为稳定的财税收入。为了稳定，他不能允许淮盐运销出现混乱局面，他必须掌控一切，将政府的权力伸向淮盐的运销的任何一个环节。

曾国藩的盐政改革，取得一些成效。由于曾国藩的整顿，淮盐的运销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秩序井然，淮盐盐课收入也有了较大的增加。但是曾国藩的改革，用简单粗暴的行政干预代替市场调节经济运行，与自由经济背道而驰，注定是要失败的。食盐运销的各个环节都必须通过政府部门的层层审批，这就很难避免官商勾结。所以，曾国藩的改革没能解决清代盐政的根本问题。

曾国藩的盐政改革是晚清盐政向纲盐制倒退的第一步，真正全面恢复纲盐制的是李鸿章。时任代理两江总督的李鸿章，在淮南实施了一个叫做“捐输票本”的政策。“捐输票本”，简单地说就是，只允许曾经向政府捐输过的大商人参与运盐，并且他们在运这一批盐的时候，必须预交下一批盐的盐厘以及五成的盐价。

“捐输票本”实施后，参与运盐的盐商就像纲盐制中的窝商一样，是固定的了。这和曾国藩之前的政策是不一样的。之前曾国藩任两江总督的时候，你只要有钱，能够买得起一张“大票”或“小票”，就能运盐。到了李鸿章这里，如果之前你没有捐输，你就不能运盐了。参与运盐的盐商都是固定的，其他盐商想运盐，只能找有运盐权力的大盐商，请求入伙。这和纲盐制是完全一样的。

很显然，这些获得了运盐权力的大盐商，都是和李鸿章有特殊关系的。这样一来，官商勾结牟取暴利，也就成了常态。“宰相合肥天下瘦”，富了李家，穷了天下。

曾国藩的“保价整轮”以及李鸿章的“捐输票本”，都只是在淮南实施，淮北并没有受影响。1868年，两江总督马新贻将曾国藩、李鸿章的办法搬到淮北。至此，两淮盐政全面恢复纲盐制。

陶澍的票盐制改革给古老的中华大地吹来了市场经济的春风，但在官本位思想非常浓厚的中国，市场经济要想自由发展，实在是太难了。纵观整个中国近代史，官僚资本主义都是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形态。

（接上文）

曾国藩的好朋友郭嵩焘对于官僚资本主义的弊端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多次建议清廷扶植私营企业的发展。郭嵩焘认为，政府应该扶植而不是干扰私营经济的发展，商人是国家富强的基石，官有资产也应该交给商人去经营。然而，当时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无法理解郭嵩焘的这一重要思想，也就没有多少人愿意支持郭嵩焘。

作为郭嵩焘的朋友，李鸿章对于官僚资本主义的弊端也有所认识，但他在实际操作中，总是采取官督商办的固定模式，始终没能有所突破。认识到了却不能改变，这正是李鸿章最大的悲剧。

与中国的情况相反，同时期的日本在明治维新中，较早地抛弃了官督商办的旧模式，大力扶植私营企业的发展，最终迅速地实现了经济腾飞。

在明治维新初期，日本政府也采取官督商办的方式推行殖产兴业的新政策。结果显示，这种模式是行不通的，企业的经济效益很差，出现了大面积的亏损。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被迫改弦更张，扶植私营企业的发展。

三菱的崛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为了与美国的太平洋邮船公司相抗衡，日本政府开始大力扶植私营性质的三菱公司。1875年9月，日本政府发布“第一号及第二号命令书”，给予三菱财政支持。同时，日本政府又将三菱租用的十三艘官船以及旧邮政轮船公司所拥有的二十四艘船，全部无偿送给三菱。日本政府的全面扶植，是三菱迅速崛起的关键。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三菱都是日本民族工业的骄傲。

1880年，日本政府制定《抛售官有工厂概则》，正式宣布以极低的价格将官督商办的工厂全部抛售给私营企业家。这样一来，明治维新初期保留的官僚资本主义的尾巴，被彻底切断。民间资本主义成了日本资本主义的主要形态。

日本历史学家依田憙家在总结这段历史的时候，就曾睿智地指出，日本较早地脱离了官督商办的经济模式，几乎在废藩置县的同时同步形成了民间资本主义，而中国则长期坚持官办陋习，迟迟难以生成民间资本，这是导致中日两国后来命运截然相反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在晚清，只有搞活市场经济，盐政弊端才能得到根本解决。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两淮盐政改革与市场经济背道而驰，都是注定要失败的。从这时起直到清朝灭亡，两淮盐政江河日下的局面没有得到任何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