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这个“八二配销”的办法得到了清廷的同意。与此同时，四川总督吴棠也表示，既然湖北方面拿出了这个“八二配销”的办法，那就不妨试一试。面对这种形势，曾国藩不得不放弃原来的主张，同意按照李鸿章的办法行事。

这样一来，“八二配销”的方案暂时得到了各方面的认可，很快便在湖北实行了。然而，这一方案仅仅实行了一年多，曾国藩就发现有点不对劲了。

1870年，曾国藩再次出任两江总督，整顿两淮盐政依旧是他的重点工作。他发现，虽然湖北方面在荆州设立了配销局，但淮盐销售的引数不到川盐的三分之一，并且川盐每引的斤数要大大超出淮盐，所以淮盐名义上是占两成，其实一成都没占到。

于是，曾国藩又向朝廷上奏，试图改变配销的比例。曾国藩说，即使不能立马禁止川盐行楚，也应该使淮盐在湖北的销售比重大于川盐，或者淮盐占八成，川盐占两成，或者淮盐占七成，川盐占三成，都是可以的。但川盐的销售比重绝对不能超过四成。不

这么做，两淮盐政改革就不可能成功。

曾国藩又说，事情的关键取决于湖广总督的态度。如果湖广总督向着川盐，川盐的销售就会旺盛；如果湖广总督向着淮盐，淮盐的销售就会旺盛。湖广总督应该以大局为重，舍弃川盐行楚可能给湖北带来的那点小利益，为淮盐的重新振兴做出努力。只要湖广总督切实地占到淮盐这边来，两淮盐政愿意补偿湖北财政因此而减少的收入。

曾国藩的言下之意，是在埋怨前任湖广总督李鸿章。这时候的李鸿章，已经调任直隶总督。接替他担任湖广总督的，是他的哥哥李瀚章。

李瀚章和李鸿章一样，在抵制川盐行楚一事上阳奉阴违，所以，曾国藩的改革政策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贯彻。随着时间的推移，曾国藩越来越感觉到，这种配销的方式是不行的，必须划分区域销售，夺回部分淮盐引地。

在曾国藩的运作下，湖广总督李瀚章、四川总督吴棠、湖南巡抚王文韶终于同意支持他的想法，在湖北实施划区域销售。1872年初，他们联名上奏，请求清廷同意他们的新办法。

曾国藩在奏折中说，由于川盐行楚，淮盐的销售非常困难。川盐色白味咸，质量较淮盐好。另外，川盐运往湖北是顺流而下，不仅路程短而且运输很容易，所以价格很便宜，而淮盐运往湖北是逆流而上，路程远，运输也困难，所以价格很高。这样一来，老百姓自然会购买味美价廉的川盐，而不会选择淮盐。所以，川盐行楚虽然是违反常规的事情，但一时半会想要彻底禁止，是很难做到的。为今之计，只能采取划区域销售的办法，将来时机成熟了再彻底禁止川盐行楚。

（接上文）

曾国藩说，经过他和湖北、湖北两省的督抚反复商量，最终决定将武昌、汉阳、黄州、德安四府划为淮盐销售区域，川盐不能在这些地方销售，将安陆、襄阳、郧阳、荆州、宜昌、荆门五府一州划为川盐销售区域，淮盐可以这些地方设点零售。

曾国藩又提议撤销一些行政机构。之前所设立的配销局，作用不大，予以撤销。湖北省因川盐行楚，而在武昌、汉阳、黄州、德安四府，也就是湖北淮盐销售区域内设立的抽取川盐盐课的厘卡，也一并予以撤销。

清廷在这年的夏天同意了曾国藩的这一规划。这一规划也成为了解决晚清川盐行楚问题的最终方案。不过这时候，曾国藩已经作古，他没能看到夺回淮盐引地所取得的这一阶段性成果。

这一时期，曾国藩除了试图恢复淮盐引地之外，在盐政方面采取的最重要措施就是在淮南实施“保价整轮”。

“保价整轮”实际上是政府权力对于市场自由调节经济发展的一种强制干预。商人将盐运往引地，不能随意销售，必须先到政府部门挂号，然后按照政府部门的安排，依次销售。一次销售多少，价格是多少，这些商人都不能做主，都必须听从政府部门的调节。在这种制度中的盐商和纲盐制下的盐商一样，只是政府用来运输食盐的工具，丝毫不能发挥积极性和能动性。

另外，曾国藩还在淮南恢复票盐制。但曾国藩所说的票盐，与陶澍所说的票盐有很大区别。陶澍的票盐制改革，打破了大盐商对运销食盐的垄断，极大地调动了小盐商的积极性，充分地发挥了市场自由调节经济发展的作用。这是具有历史进步性的。曾国藩的票盐制改革，则是在开历史的倒车，使淮盐的运销重新回到大盐商垄断的历史老路上。

曾国藩规定：凡是想运盐到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引岸销售的盐商，最少必须承运一张“大票”，也就是五百引；凡是想运盐到安徽引岸销售的盐商，最少必须承运一张“小票”，也就是一百二十引。折合成现银，运一张“大票”需要准备本钱五、六千两，运一张“小票”，需要准备本钱一、二千两。这显然不是小盐商所能拿出的。所以，最终能够运盐的都是大盐商，其中的许多人都和曾国藩有特殊关系。这显然已经背离了票盐制的基本精神，名义上是恢复票盐制，实际上是在向纲盐制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