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扣船事件引起了轩然大波。英国水师提督派代理提督葛肋西以及李泰国的弟弟李华达驾驶兵轮从下游开往安庆，将他的一封亲笔信交给曾国藩。

曾国藩得知英国人驾驶兵轮前来，非常担心他们会有更大的挑衅行为，甚至借此事为名，武装侵略中国。

英国水师提督在信中要求曾国藩迅速将扣押的船只及船上的人员释放。面对侵略者的武装恐吓，曾国藩不得不做出让步。他写信告知英国水师提督，如果查明被扣留的船只确实是英国商船，而不是打着洋人旗号的中国商船，那就一定无条件释放。

第二天，前来的送信的葛肋西、李华达两人要求面见曾国藩，当面商讨后续事宜，曾国藩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这可能是曾国藩与洋人最早的一次接触。葛肋西按照西洋的礼节，脱下帽子表示尊敬，又伸出右手准备与曾国藩握手。曾国藩很讨厌这些横行霸道的洋人，不愿按照他们的礼节行事，于是站起身来，按照中国的礼节，对着两人做出拱手礼，然后重新端坐在座位上，弄得葛肋西好不尴尬。

葛肋西、李华达的气焰非常嚣张，武装恐吓的意味非常明显，这激起了曾国藩的民族自尊心。事后，他对同他一起接待葛肋西、李华达的李鸿章、曾国荃两人说：“洋鬼子在中国横行霸道，中国却没有任何办法抵御，想起来真是令人痛心疾首！”

1863年，湘军攻克九洑洲。不久之后，苗沛霖集团也灰飞烟灭。淮盐运往湖北、湖南、江西等省的通道重新畅通。曾国藩开始着力整顿盐政，以增加两江的财税收入。曾国藩的整顿盐政，主要从两方面着手：一个是恢复淮盐的传统引地，比如湖北、湖南、江西等省；另一个是推行所谓的“保价整轮”政策，加强对淮盐产销的行政干预。

1863年底，曾国藩就制定了一个《淮盐运楚章程》，试图将川盐从湖北、湖南等地驱逐出去。该章程规定，对于运往湖北、湖南等地销售的川盐，每斤加收八文钱税钱，五文归两淮盐政，三文归鄂湘督抚，以争取两湖方面的支持。

然而，这一政策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由于税收加重，很多四川盐商选择躲避厘卡贩运，而政府又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去仔细查禁，最终导致两湖的盐税收入大为减少。鄂湘两省的督抚当然不希望出现这种局面，于是他们出面抵制曾国藩的新政策。曾国藩第一次试图收复淮盐引地的努力也就付诸东流。

中法战争各条战线上都有湘军立功。刘长佑“欲保云南，先攻日本”，曾纪泽说中国先睡后醒，这仗咱们必须打。广东有彭玉麟、王之春；镇南关、谅山一线有王德榜、苏元春；台湾前有刘璈、曹志忠、孙开华，后加上王诗正、杨岳斌；福建有左宗棠、杨昌濬、彭楚汉；镇海大捷有欧阳利见；两江曾国荃亦有功。

1874年，日本派军舰到厦门，扬言北上攻打南京。东南沿海，人心惶惶。两江总督李宗羲不知兵，巡阅长江大臣彭玉麟代为布置江防。鲍超霆字营的虎将曹志忠率霆庆、霆汇两营驻守在南京，随时准备迎战。湘军将领福建陆路提督罗大春随沈葆桢去台湾，布置国防。湘军将领彭楚汉赴任福建水师提督，重修厦门炮台。

到了1868年底，第二次出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再次试图收复淮盐引地。他在给朝廷的上奏中说，湖北、湖南两省是淮盐的重要引地，川盐行楚之前，淮盐盐课十分之六都是湖北、湖南两省创造。能否收复湖北、湖南两省的引地，关系到两淮盐政改革的成败。

曾国藩又说，自川盐行楚以来，四川盐商经常躲避厘卡贩运，真正缴纳厘金的不足一半，国家的财政收入遭受巨大的损失。两湖的督抚们，不是不知道这些弊端，但他们都不愿意舍弃川盐行楚给两省财政带来的巨大利益，因此暗地里抵制淮盐入境。

曾国藩接着说，川盐在运道、盐色、筹运以及销路等方面，都比淮盐有优势。如果朝廷不采取断然措施，禁止川盐行楚，那么淮盐就不可能销售出去，两淮盐政改革也就不可能成功，以往作为国家财政重要组成部分的两淮盐课也将不复存在。

清廷收到曾国藩的奏章后，命湖广总督李鸿章、四川总督吴棠等相关人员上奏会议这件大事。

之前就与曾国藩矛盾重重的李鸿章在这件事情上，依旧站在曾国藩的对立面。李鸿章上奏称，川盐行楚不能立即禁止。

李鸿章说，他在同治四、五年担任代理两江总督期间，也曾主张恢复淮盐的传统引地湖北、湖南等。然而，当他来到湖北就任湖广总督后，才发现事情非常的复杂。如果立即禁止川盐行楚，将会对湖北的食盐贩销造成致命的打击。

李鸿章接着说，如果禁止川盐行楚，与之相关的数万工人都将失业，将会对社会安定造成极大的威胁。湖北每年从川盐行楚中抽取的厘金收入，超过一百万两。川盐由于失去了传统引地云南、贵州，只能销往湖北，否则就会大量积压。四川省财政每年从川盐行楚中获得的收入，也在七十万两以上。一旦禁止川盐行楚，两省的财税收入都将大为减少，各种协饷、京饷、军饷都会没有着落，局面势必会大乱。

最后，李鸿章拿出了一个解决的办法，那就是在湖北设立一个配销局，负责对销往湖北的食盐进行分配，其中川盐占八成，淮盐占两成。以后可以逐渐加大淮盐的销售比重，直到恢复战争前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