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的许多在洋务运动后期才得以开展的产业，日本早在幕末就已经大规模开展了。因为有了幕末的基础，一旦推翻幕府，体制上最后的障碍被清理，日本就可以全面地铺开各种产业，大踏步地迈向近代化了。

中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中国的洋务运动不仅起步晚，而且波折多，像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个上海机器织布局，从1878年开始筹划算起，直到1890年才有部分机器投产，中间因为种种因素耽误了长达十二年的时间。这样一来，中国的科技水平、工业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日本也就不足为奇了，甲午战败也就成了中国的必然宿命。

改变萨摩并不是岛津齐彬最终的梦想，他还想改变整个日本。为了实现这个梦想，岛津齐彬必须突破传统的幕藩体制，进入幕府权力中枢。

萨摩藩偏处日本西南角，历来被视为蛮夷之地，不受重视。在关原合战中，萨摩藩加入了反对德川家康的西军阵营，在战后遭到幕府的严惩。虽然藩国得以保留，但萨摩藩藩主作为被幕府重点防备的外样大名，在幕府中毫无发言权。这样一来，在岛津齐彬之前的一两百年间，萨摩藩对于日本历史的发展，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后来，萨摩藩通过联姻等方式，逐渐扩大了影响力。所以，岛津齐彬很容易地就进入了幕府的权力中枢，开始实施他的改革计划，这就是所谓的幕政改革。

幕政改革最主要的成就是加强了日本的海防。在岛津齐彬的一再要求下，日本废除了大船建造禁令，各地纷纷建造新型战舰。岛津齐彬又无偿地将萨摩藩已经掌握的先进技术传授给幕府以及各藩国。这样一来，日本的海防力量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虽然在加强海防一事上，岛津齐彬取得了不少的成就，但他的另一主张，却遭到大家的广泛批评，即便在改革派中，反对他这一主张的人也占了多数。他的这个主张，就是开国论。

所谓的开国论，就是主动敞开国门，以开放促进改革。与之相反的是攘夷论。攘夷论主张用武力抵抗西方列强的侵略，是一种盲目排外的思想。攘夷论是当时日本社会的主流思潮，所以岛津齐彬主张开国论，是得不到大家支持的。因为这种矛盾，改革派内部不能团结，最终遭到守旧派的反攻倒算，幕政改革也宣告失败。事实证明，只有推翻幕府，彻底解决体制上的问题，才能真正改变整个日本。

1858年，岛津齐彬英年早逝，在他之后实际掌控萨摩藩的，是他的弟弟岛津久光。一开始，岛津久光完全改变他哥哥的既定政策，许多产业的发展被迫停滞下来。他主张以武力对抗列强，即攘夷论，因此和英国侵略者发生矛盾，最终导致萨英战争的爆发。

在这场战争中，萨摩藩领教到了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厉害。虽然岛津久光指挥顽强的萨摩士兵重创了侵略者，但他终于明白了，攘夷论是错误的。

此后，岛津久光开始恢复许多岛津齐彬在世时的政策，很多产业再一次迎来发展的春天。正是因为岛津齐彬、岛津久光兄弟的努力，日本人在明治维新之前，就已经意识到了学习欧美，走近代化道路的重要性。这样，一旦幕府被推翻，体制上的最后障碍被清理，全面发展近代工业，也就不会有任何阻碍了。这是日本得以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

日本幕末的藩政改革，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深思的事件。一般人总喜欢把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作对比，其实两者的背景是完全不同的。明治维新的时候，日本已经推翻了德川幕府的专制统治，日本的资产阶级在新政权当中已经有了较多的发言权，这与中国的情形完全不同，中国依旧处在封建专制中。

真正与洋务运动产生背景相同的，是日本幕末的藩政改革。两者都产生在封建专制的时代，都是自下而上的改革，改革的推动者都是封疆大吏。

既然洋务运动和幕末藩政改革是大致相同的背景下发生的，那为什么洋务运动不能改变中国而幕末藩政改革却改变了日本呢？

根本的原因在于两国的封建专制程度不同。中国的封建专制是高度集中的。像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样的封疆大吏，在这种体制之下，是完全做不了太多事情的。

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前，清代的督抚是没有太多实权的。清代设布政使，掌管一省的民政、财政，属于礼部和户部。各州县的地丁漕折，由布政使负责征收和解送。清代又设按察使，掌管一省的按劾、司法，属于刑部。布政使和按察使都不是督抚的属官，只向六部负责。他们是清廷用来分化督抚权力，钳制督抚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