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容闳感觉到他的梦想很可能在中国无法实现的时候，另一个当时的重要人物对他发生了兴趣。这个人物就是曾国藩。

早在鸦片战争期间，两广总督林则徐就在与英国侵略者交手的过程中，意识到学习西方制造坚船利炮的重要性。林则徐的好朋友魏源继承和发扬了他的这一认识，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对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林则徐、魏源二人主要是从理论的角度讨论这一问题，实践并不多，真正大胆实践，开创晚清洋务救国之风的，正是曾国藩。

湘军攻克安庆后，曾国藩着手筹备兵工厂，著名科学家徐寿、华蘅芳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安庆，被曾国藩委以重任，负责兵工厂的技术问题。这座兵工厂，被曾国藩命名为安庆内军械所，它是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厂，揭开了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序幕。

安庆内军械所主要生产子弹、火药、炸炮、劈山炮和火轮船等等。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色，那就是全部管理人员以及科技人员全部都是中国人。

曾国藩之所以设立安庆内军械所，就是为了和西方列强争雄，具有明显的“攘夷”色彩，所以他不希望洋人参与此事。另外，全用中国人还有一个重要的好处，那就是可以避免安庆内军械所被洋人控制。

曾国藩的这一做法，体现了他一贯的思维方式。曾国藩认为，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固然重要，但维护中国的独立自主同样重要。在这方面，曾国藩和他的得意门生李鸿章之间，有着比较大的差别。

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迈出的步伐比曾国藩要远得多。在李鸿章看来，曾国藩的这种纯粹用中国人的做法，虽然能够避免洋人的干预，但是发展的速度会很慢。中国的工匠较之洋人，本来就差了很远，而新技术又日新月异，工匠们即便能造出东西来，也是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的。这样造出来的东西，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所以，李鸿章认为，要想快速发展近代工业，就必须重用洋人负责技术。曾国藩后来也受到李鸿章的影响，转变了一些看法，但是总体上，他和李鸿章在这一问题上，还是有着很大的区别。

曾国藩和李鸿章的这两种方式，到底哪个更好，现在已经很难判定。如果按照曾国藩的模式发展下去，晚清的中国近代化不会取得那么大的成就。李鸿章的参与，使得洋务运动无论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有了根本的提升。这正是李鸿章的主要历史贡献。

但是，李鸿章的这种模式，使得中国丧失了不少利权，加剧了西方列强对中国经济的控制。更为严重的是，中国人并没有在这场近代化运动中学到真正核心的技术，赢得的顶多是一个“中国制造”的标签，更多的时候连这个标签都没有，买的就是现成的产品。

安庆内军械所的两个主要成就是制成了中国第一台实用型的蒸汽机以及第一艘木制轮船。

1862年8月，蒸汽机制作完成。曾国藩前去观看试运行，看到蒸汽机上面的飞轮在动力的推动下飞快地转动，曾国藩感到非常的欣慰。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洋人发明的蒸汽机，我们中国人也能造，他们再也不敢嘲笑我们不懂技术了！”

1862年底，徐寿、华蘅芳又制造出一艘长约两丈八、九尺的木壳小火轮，并正式在安庆江面试航，曾国藩亲自坐在船头督看。曾国藩在这天的日记中高兴地写道：“我大致估算了一下，这艘船一小时可以行进二十五六里，比普通的船快多了。以后可以照着这个模式，造更大的船，造更多的船。”

湘军攻克江宁后，曾国藩将内军械所从安庆搬到江宁，轮船的研制工作也移动至江宁继续进行。1865年，火轮船放大试制成功，曾国藩赐名“黄鹄”。1866年，“黄鹄”号火轮船在南京下关海面试航。船重25吨，长55华尺。试航时速，顺流28里，逆流16里。这是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蒸汽机明轮船，揭开了中国造船史的新篇章。

安庆军械所的创办虽然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它的规模很小，所造出来的蒸汽机以及木壳轮船跟世界先进水平有着不小的差距。这显然不能令曾国藩感到满意。他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逐渐意识到由中国工匠手动制造机器的弊端。于是，向西方国家购买机器，也就逐渐纳入到了曾国藩的规划当中。正在这时候，通过幕僚的介绍，曾国藩知道了容闳这个人。曾国藩感觉到，容闳在美国呆过多年并且具有较高的学养，应该是出国购买机器的合适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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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与容闳的这一次会面，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这两个人，一个是在官场中摸爬滚打了二十多年的封建老官僚，一个是接受过将近二十年西方教育的新派人士，人生轨迹是完全不同的，思想境界也有着较大的区别。他们之间的碰撞和合作，对于两人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改变。

曾国藩第一次见到容闳，就将他全身打量了一番，尤其注意他的眼睛。这是曾国藩独特的相人术。曾国藩身边的许多优秀人物，就是这样被曾国藩挖掘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