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钱的正常比价应该是在1:1000左右，也就是一千文铜钱可以兑换一两白银。在顺治、康熙、雍正年间，中国的陶瓷、茶叶等物资大量出口，而外国货物很少进入中国，因此白银大量流入中国，银、钱的比价一度达到1:700。
然而，到了乾隆中后期，英国为了扭转对华贸易的不利局面，开始大量向中国倾销鸦片。这样一来，中国的白银开始大量外流。至嘉庆年间，银、钱比价在1:1000左右。
道光时期，尤其是道光朝最后的二十年年间，这一趋势进一步发展。1852年著名思想家冯桂芬回忆说：“二十年前，（银）每两易钱一千一二百文，十年前易制钱一千五六百文，今易钱几及二千文。”也就是说，银、钱的比价达到了1:2000。
这对农民来说显然是不利的。大家跟我来算一笔账。比如我家应缴地丁漕折加耗羡为十两白银。在顺治、康熙、雍正年间，银、钱比1:700的时候，只需拿制钱七千文兑换即可。假使当时的米价是一石米换三千文制钱，那么只需拿出两石多米即可完纳地丁漕折。
然而，到了咸丰初年，银、钱比变成了1:2000，需要制钱两万文才能兑换到十两白银。假使当时的米价仍然是一石米换三千文制钱，那么我需要拿出六石多米才能完纳地丁漕折。总而言之，虽然没有加赋，但因为银、钱比价的变化，农民的负担增加了将近两倍。怪不得连曾国藩这样的高高在上的二品大员，都要站出来为农民打抱不平了。
为了改变银贵钱贱的现状，曾国藩提出了一些改革措施，比如由国家强制设定银钱比价、赋税征收改征铜钱、兵饷发放也用铜钱等等。但是，曾国藩的这些措施，实施起来非常困难。
比如国家强制设定银钱比价。这项措施要想收到成效的话，国家必须拥有强有力的执行力。但是，当时的清朝显然不具备这种执行力。所以，这项措施如果实施的话，对于地方并没有约束力，仍然改变不了现状。
又比如赋税征收改征铜钱。这项措施如果实施，肯定会减轻农民负担，但同时会大大地增加赋税征收和起运的难度，而且将大大地浪费国家的行政资源。这样既有大利也有大弊的政策，不是不可以施行，但前提是有一个强硬的皇帝来推动并坚持此事，而且也需要国家拥有强有力的执行力。在咸丰初年，这些前提都是不存在的。所以，如果真正实施，弊大于利的可能性更大。
又比如兵饷发放铜钱。银贵钱贱，用铜钱发饷，自然会损害到士兵的利益。所以，这项政策肯定会遭到军队方面强有力的抵制。处理不当，甚至有可能将军队逼反。
更为严重的是，当时太平军横扫广西、湖南，清政府在两年之内，支出军费将近2000万两白银，国库里仅存的那点家当全部拿出去了，国家财政到了崩溃的边缘。在这种情况之下，清政府不仅不会像曾国藩所说的那样平抑银价，减轻农民负担，反而走向了它的反面，加大了农民的变相盘剥。
为了解决财政危机，清政府开始铸造大钱，结果引发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人们对铜钱失去了信任，大量抛售铜钱兑换白银，使得本来紧缺的白银在市场流通当中变得更加稀少。因此，银贵钱贱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然，最终受苦受难的还是农民。
了解清朝的上述弊政之后，我们再回头来看当时湘乡县的情形。和其他地方一样，湘乡县的抗漕运动也是由于知县、胥吏乱加耗羡引起的。
当时的湘乡知县是师鸣凤，是个贪官。他手下的那些胥吏也都是贪婪之辈，把湘乡县搞得乌烟瘴气，民怨沸腾。民众被迫起来反抗，抗漕运动声势越来越大。
以曾国藩父亲曾麟书为代表的湘乡县中小地主，面对农民的反抗，施展了革命与***的双重手段。一方面，他们督促知县顺从民众的意愿，切实减漕。所谓的减漕，就是减少漕折耗羡的征收。
减漕不仅对农民是有利的，对于官府也有利。漕折耗羡太多，农民宁愿造反也不交钱，那么官府就无法完成漕折征收任务。相反，如果将耗羡降低到农民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农民踊跃交钱，这样收上来的银子反而更多。所以说，减漕对于官府和农民来说是双赢的事情，只是减少了胥吏的灰色收入。
另一方面，他们又组织起安良会，对造反的农民进行残酷镇压。安良会的首领，就是曾国藩的弟弟曾国潢。
知县师鸣凤似乎丝毫不惧怕农民的造反，始终不肯减漕，而巡抚衙门也无视湘乡民众的合理要求。湘乡人民被逼无奈，只好选出代表前往京城告状。他们选出的这个人，就是王錱。
王錱，湖南湘乡人。生于1825年，小曾国藩十四岁。王錱和李续宾都是罗泽南最看好的弟子，但两人性格迥异。李续宾沉毅，不喜欢说话，没有深思熟虑之前从不对任何事情发表看法。王錱豪爽，乐于助人，说话滔滔不绝，善于鼓动别人的情绪。曾国藩日后欣赏李续宾却讨厌王錱，与他们的这种性格差异有着密切的关系。
王錱受湘乡人民的委托，前往京城告状。不料，半道上他突然染上重病，只好折回湘乡。当王錱回到湘乡的时候，家乡发生了重大变化：朱孙贻替代师鸣凤，成了新任湘乡知县。
朱孙贻，江西人。曾在刑部担任主事，后分发到湖南任知县。在来湘乡之前，做过宁乡、长沙知县。新任湖南巡抚骆秉章发现湘乡的问题非常严重，必须派一个得力的人员前去整顿才行。于是，能力出众且以清廉著称的朱孙贻被调往湘乡任知县。
朱孙贻到湘乡之后，推行了一系列新政。他开始重用王錱、刘蓉等湘乡知名绅士，又推举罗泽南为孝廉方正。同时，他在曾麟书等中小地主的支持下，在全面普遍开展减漕运动。为了防止胥吏从中作弊，朱孙贻命令百姓直接将银子送到知县衙门。
朱孙贻的改革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老百姓踊跃交款，很快湘乡应该缴纳的地丁漕折就全部交齐了。湘乡县内暂时恢复了平静。
这时候，广西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朱孙贻敏锐地感觉到，湖南即将遭受战火，湘乡必须先做好准备。于是，他找来罗泽南，令他以李续宾的团练为样板，训练出一支湘乡勇来。就这样，作为湘军前身的湘乡勇诞生了。
与江忠源的团练比起来，湘乡勇最大的特色在于强调思想文化建设。罗泽南是理学家，对思想道德工作尤其重视。他不但重视对士兵灌输忠君思想，同时还以传统儒学的礼义廉耻等道德观感化他们，使他们明白，自己是在为国家而战，虽苦无怨，虽死无憾。经过罗泽南教化的士兵，战斗力远远超过只知道升官发财的绿营士兵，也比以忠义理念结合在一起的江忠源团练士兵要强。
罗泽南要求部队树立人民子弟兵的意识，所过之地禁止骚扰百姓，必须秋毫无犯：不取民间一针一线；不得强买强卖，强赊强借；不准调戏、**妇女。罗泽南的部队，以后一直是湘军当中军纪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