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续宾，湖南湘乡人。生于1818年，小曾国藩七岁。自幼喜欢研究地理学，爱好骑射。1838年遵照父命，参与团练事宜。他是湘军名将中参与团练最早的一位。

李沅发起义后，李续宾率乡勇两百人前去镇压，与刘长佑一起攻破新宁县城。李沅发撤出新宁城后，李续宾也想前往追击，但正规军为了独揽战功，不准乡勇追击。李续宾只得怏怏而归。

不久后，太平军在广西起义，警报不断向湖南传来。李续宾加快了团练乡民的步伐。他所制定的练团章程，后来基本上被罗泽南的湘乡勇及曾国藩的湘军所沿用。

李孟群，河南人。1847年进士，与郭嵩焘、李鸿章、沈葆桢都是同年。由于成绩不够理想，没能进入翰林院，而被外放至广西任知县。

李沅发所部被胡林翼等军赶出贵州后，转战桂北。不久之后，李孟群率部配合其他各路清军，将他们赶出了广西。

太平天国金田起义的时候，李孟群正是金田村所在的桂平县的知县。后来，李孟群因率部击败韦昌辉，升任知府。

曾国藩创建湘军后，李孟群奉命率广西水勇前往湖南支援湘军水师。自此以后，李孟群加入湘军序列。

鲍超，四川人。生于1828年，小曾国藩十七岁。鲍超没读什么书，从小习武，武艺超群。1845年通过考试，加入绿营军队中。

李沅发起义的消息传到四川后，鲍超觉得建功立业的机会到了，毅然辞去吃粮的兵额，骑上一匹快马，赶往新宁。但当他来到新宁的时候，李沅发起义已经被镇压。

正当他失望透顶的时候，当时的湖南提督向荣看上了他，将他收归营中。后来，鲍超跟随向荣去广西与太平军作战。鲍超作战勇猛，每战必先登。当时，日后的湘军名将塔齐布也随长沙协绿营部队在广西对抗太平军，他非常佩服鲍超，将他从向荣那挖了过来。鲍超自此以后跟随塔齐布。

曾国藩兵败靖港以后，将才奇缺，便问塔齐布可有好将才，塔齐布推荐鲍超。自此以后，鲍超进入湘军军官行列。

从上面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中我们可以看出，湘军的骨干力量，在镇压李沅发起义的过程中已经形成。到时候，只需要有那么一个人登高一呼，这些人便会聚集起来，创建一支新型的军队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当然，登高一呼的这个人，只且只能是曾国藩。

1849年的大洪水不仅影响到了湘军的第一个策源地新宁，还影响到它的另一个策源地，那就是曾国藩的家乡湘乡县。与李沅发起义同时，湘乡县爆发了大规模的抗漕斗争。

清朝统治者吸取明朝末年横征暴敛导致亡国的教训，实施轻徭薄赋的政策，并且一度宣称“永不加赋”。清朝的政策既然这么好，为什么有清一代，农民起义还是接连不断呢？其实，在所谓的轻徭薄赋的背后，隐藏着许多制度上的弊端。直到清朝灭亡，这些弊端也没有消除。

清代的农民需要缴纳两种赋税。一种是地丁，这是全国农民都要缴纳的，其实就是一种土地税。一种是漕粮，这是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江西、浙江、湖北、湖南八省农民需要缴纳的。漕粮是供给京城的粮食，上述八省粮食富足，所以需要承担这一责任。起初，漕粮征收是交粮米，但后来嫌麻烦，往往折成白银征收，这就是所谓的漕折。

清代征收地丁漕折，起初的税率确实是比较低的，是真正的轻徭薄赋。问题出在后来征收的耗羡上。农民交的地丁漕折都是碎银子，但是官府一层一层往上交纳税收的时候，不可能交碎银子，必须将碎银子熔铸成统一规格的元宝才行。在这个过程中，银子会有一定的损耗。另外，在银子运解的过程中，也难免会造成一定的损耗。所以，官府在征收正常的地丁漕折的同时，往往会多收一点，这就是耗羡。

耗羡在清朝初期本是不合法的，但是清政府予以默认。后来雍正皇帝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实施“耗羡归公”，这样耗羡就合法了。所谓的“耗羡归公”，只是说说而已，不归公的耗羡照样存在，而且越征越多。

为什么会越征越多呢？这又涉及到清朝的另外一些弊政。

第一，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地方实力派形成之前，清朝有着高度集中的财政体系。户部统收统支，中央财政非常强势，留给地方财政的银两，无论是省一级，还是府一级，还是县一级，都极少极少。清政府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防止地方形成实力派，造成三藩叛乱那样的悲剧。这样一来，问题就产生了。以县一级为例，知县要有所兴革，但是手里没有钱。怎么办？只能向农民摊派。摊派的最好方法是什么？就是加到耗羡上。

第二，清代底层官员的俸禄非常少，编制内的人员也太少。七品知县，一年的俸禄不过四五十两银子，养廉银一般是正俸的几十倍，两者加起来最多也不过三四千两。这点银子除了贿赂上司、养家糊口之外，所剩不多。而编制内的人员又太少，一个县就那么十来个人，所以知县不得不自掏腰包（县办公经费很少，地丁漕折绝大部分要上缴）雇佣大批胥吏替他办事（地丁漕折的征收即由胥吏负责）。这样一来，知县是够穷的了，不想办法弄钱就活不下去了。钱从那里来？还是加到耗羡上。

这还不是最主要的，坏事就坏在这些胥吏上。知县没有多少钱，那么雇佣这些编制外的人员，也不可能开高工资。胥吏的工资非常低，一年也就三四两银子，大致相当于湘军士兵一个月的工资。这点钱仅仅可以使一家人吃饱饭。胥吏没有钱，便将魔爪伸向农民。当然，最好的办法还是加到耗羡上。

起初的话，可能就多征一点点，满足一下物资需求。但人的欲望是没有穷尽的。满足了基本需求之后就想过富人的生活，于是摊派到农民身上的耗羡也就越来越多。这样一来，可笑的情况就发生了。比如说我家的地丁漕折合起来本应该交三两银子，可耗羡却有三十两之多，加一起就是三十三两，我把全家的米都卖了，也交不起这钱。这样一来，农民怎么可能活下去，怎么可能不造反？清政府的地丁漕折又怎么可能收得上来，国家财政又怎么可能不坏？所以说，胥吏制度是清朝最大的弊政。

除了知县、胥吏乱加耗羡把农民逼上绝境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使得农民更加没有了活路。那就是银贵钱贱。这也是曾国藩在1852年初上的两道折子《备陈民间疾苦疏》和《平银价疏》中讨论到的重要内容。“平银价”是咸丰初年曾国藩自上而下改革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代币值采取银、钱双本位制，以银为主，但是不废除铜钱，民间的小额交易，往往用铜钱，但农民上缴地丁漕折，只能用白银。一般而言，农民都是先将米卖出换来铜钱，再用铜钱兑换白银，然后上缴。这样一来，银、钱的兑换比价就跟农民负担息息相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