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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5年的会试,曾国藩没能延续前两年的好运气,最终落第。因为第二年,也就是1836年有恩科会试,所以曾国藩留在了京城,准备来年再考。然而,来年的会试,曾国藩还是没考中。日后的湘军大帅、比曾国藩还小一岁的胡林翼正是这一科的进士。

连续两次会试都没考中,曾国藩只得离开京城回家。不过这次,曾国藩并没有走从北京到河南周家口,再到湖北汉口坐船回湖南的这条正常路径,而是绕道江宁(今江苏南京),溯江而上回湖南。

当曾国藩来到江苏睢宁县的时候,身上的银子已经不多了。正好当时的睢宁知县易作梅是湘乡人,曾国藩前去拜访、求援。易作梅听说有家乡才子前来拜访,非常高兴,盛情款待了他。当曾国藩向他诉说出自己的难处后,易作梅非常慷慨地借给他一百两白银。

曾国藩得了银子,准备回家。当他经过江宁的时候,在书肆中看到一部装帧非常精美的《二十三史》,标价一百两。

当时的江南江宁、扬州一带,出版印刷业非常发达,古籍善本大都出自那里。像曾国藩看中的这个版本的《二十三史》,别说长沙买不到,武昌买不到,就是京城都未必买得到,即便有买,价格也是翻了几倍的。如果错过这次的话,下次再想这么便宜地买到这样的好书可就难了。

曾国藩很想买下这套书。但是,如果买书的话,他刚刚借到手的一百两可就又花出去了,怎么回家都会成为一个问题。

曾国藩是个典型的书痴,他想狠下心来不买,却又实在舍不得这套好书,忍不住前去抚摸。他想买下来,却又担心回不了家。一连几天,曾国藩都下定不了决心,在那书肆外面徘徊。

最后,曾国藩终于痛下决心,将自己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部放到当铺当了,换得几十两白银,回家的路费是足够了。曾国藩这才将那一百两白银往那书肆的柜台上一摆,在众多读书人艳羡的目光中搬走了那套《二十三史》。

重新回到老家的曾国藩,除了这套《二十三史》之外,什么都没剩下了。不仅考试没考上,银子全花光,身上值钱的东西也都没有了。

虽然是在京城生活了将近两年,对于一个农家子弟来说,算是见了大世面了,但曾国藩没敢大肆宣扬。他担心,父亲曾麟书知道他用一百两白银买书,会狠狠地教训他。毕竟节俭是曾家家训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且一百两白银对于当时的曾家来说也确实不是小数目。他在想,如何向父亲交待。

出乎曾国藩的意料,曾麟书在得知事情的经过之后,不但没有责备曾国藩,反而对他说:“宽一啊,你喜欢读书,这很好。你要买书,我也支持。只是这些书啊,你要给我圈点一遍。不然你就是不孝。”

曾国藩听后,非常感动,发誓要努力读书,一定要考中进士,不让父亲的心血不流。

这之后的两年,曾国藩都在准备1838年的会试。在这期间,通过刘蓉的介绍,曾国藩认识了一位重要的朋友,那就是郭嵩焘。

郭嵩焘,湖南湘阴人。1818年生,小曾国藩七岁。和刘蓉一样,郭嵩焘也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

尽管郭嵩焘的曾祖父、祖父和父亲三代人都没有走上读书做官的道路,也没有成为著名的学者,但他的父亲还是想把他送去多读点书。于是,郭嵩焘自幼受到过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由于他聪明好学,进取心非常强烈,所以很快就脱颖而出。

1835年,年仅十八岁的郭嵩焘考中秀才。第二年,在父亲的积极支持下,他考入岳麓书院,期间他结识了刘蓉、曾国藩、左宗棠等朋友。

郭嵩焘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刻苦日励、淳朴忠厚以及诚实守信的品质,令曾国藩很佩服。郭嵩焘在1837年中举之后,曾国藩与他约定,一起前往北京参加1838年的会试。

对于曾国藩的邀请,郭嵩焘自然是二话没说就答应了。然而,刘蓉却坚决反对郭嵩焘参加会试。他像三年前劝说曾国藩一样劝说郭嵩焘,但郭嵩焘也没有听他的。

曾国藩一生有许多的朋友,但真正算得上生死之交的,就只有刘蓉、郭嵩焘两位。曾、郭、刘三人在长沙的相识,就相当于《三国演义》里的刘、关、张桃园三结义。虽然刘蓉、郭嵩焘不能像关羽、张飞那样替曾国藩冲锋陷阵,但这两人对于曾国藩日后的发展所起到的作用,实在是太关键了。

1838年,曾国藩与郭嵩焘一起来到京城参加会试。这是曾国藩第三次站在会试考场上了。经过两年的苦读,曾国藩觉得自己的水平已经远远高出两三年前,他感觉自己是时候跨过会试这科举考试的最后一道门槛了。

礼部会试结束,曾国藩得中第三十八名进士,郭嵩焘没有考中。之后的殿试,曾国藩被取为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

虽说是考上了,但曾国藩还是高兴不起来。曾国藩的梦想是进翰林院,但三甲四十二名这个成绩基本上意味着他与翰林院绝缘了。

按照常规,只有排名靠前的进士才能入翰林院。翰林院是国家储备人才的地方。里面的翰林分两种,一种是红翰林,升迁很快,基本上都是六部侍郎和地方按察使以上官职的备选人员。一种是黑翰林,得不到升迁,尚且不如去地方做知县。像曾国藩这样勉强上榜的进士,往往进不了翰林院,而是直接被派到地方去当知县。

曾国藩想:我的这个成绩,就算去参加后来的朝考,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既然进不了翰林院,我还是回去算啦。小小知县,我曾国藩不屑为之。

郭嵩焘得知曾国藩要走,大惊失色,连忙劝他说:“涤生兄,切莫轻举妄动。朝考还没有结束,鹿死谁手,尚未可知。二十多年苦读,不能就这么自我放弃了。我相信会有峰回路转的一天。”曾国藩听郭嵩焘这么一讲,暂时打消了回家的想法。

正在这时候,改变曾国藩命运的大贵人出现了。他的名字,叫做劳崇光。劳崇光,湖南善化人,1832年进士。此时任职翰林院编修。

劳崇光这个人,豪爽好客,希望帮助人。他听说家乡有个名叫曾子城的才子因为殿试失利准备放弃朝考,心里很焦急,连忙叫下人前来阻止曾国藩南归,并请曾国藩来他家,一起商讨朝考的事。

奄奄待毙的曾国藩突然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兴奋不已,连忙跟随劳崇光的下人来到劳崇光住的地方,正式拜见他。

劳崇光和曾国藩叙礼完毕后,对他说:“涤生兄,能屈能伸,方为大丈夫。仅仅因为殿试有些小挫折,就心灰意冷,这不是大丈夫所为。你的殿试成绩虽然略差,但朝考也不是没有办法可想。事在人为嘛!”

曾国藩听完,眼前一亮,道:“不知辛阶兄(劳崇光,字辛阶)有什么好办法可以帮助到子城?”

劳崇光道:“涤生兄熟读历史,应该知道唐朝科考有行卷的风气。”行卷是盛行于唐朝的一种科举习俗。唐代礼部试是不糊名的,应试举子可以先将自己的得意诗作献给达官贵人看,以求他们在看卷过程中优先录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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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第一改革家:曾国藩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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