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个严重的问题。知县没有多少工资，县财政也没钱，那么大量的胥吏，工资从哪里来呢？于是便只能加征耗羡，用以支付胥吏的工资。
雍正时实施“耗羡归公”，但各地不归公的耗羡依旧照征不误。雍正的这一政策，本来是想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减轻农民负担，结果适得其反，反而加大了农民负担。
一县的地丁漕折，往往由胥吏负责征收。胥吏的工资都是很低的，不足以养活家庭。于是，他们纷纷随意增加耗羡。久而久之，这便成了官场潜规则，知县明明知道也不过问。
这样一来，就造成了一种奇怪的现象，那就是耗羡往往超出正常赋税五到六倍，甚至更多，农民负担大为增加。这样一来，农民们也就很难生存下去了，遇到收成不好的年月，便有大量农民揭竿而起。
后来，左宗棠在湖南、浙江，胡林翼在湖北，曾国藩在江西、安徽、江苏等地都进行了漕折征收的改革。其主要的政策就是绕过胥吏，由百姓直接将漕折交到县里。这一改革多少取得了一些成效，减轻了农民负担，但漕折征收混乱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曾国藩主政的江西、安徽、江苏等省更是这样。
这种问题在我们当今社会也或多或少存在着。很多政策在上面还是很好的，到下面就变了样。本来是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到基层却成了坑害农民的政策。如何使好的政策真正落到实处，增进民生福祉，这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第四，如何处理好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
自秦代开始的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到清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清代实施高度集中的财政体系。布政使负责地丁漕折的征收，并将其中的绝大部分运送至国库，县、府、省三级都只能存留极少部分，用作办公经费。布政使隶属礼部和户部，不受督抚节制。皇帝通过控制户部，从而控制各省布政使，进而控制各省财政。督抚无权干涉。
布政使还负责各省的民政，督抚也不得干涉。布政使之外，清廷还在各省设按察使掌管按劾、司法。按察使隶属于刑部，也不受督抚的节制。皇帝通过控制刑部，便可控制各省按察使，进而控制各省的按劾、司法事宜。督抚无权干涉。
清代的兵权也由中央掌握。一旦发生重大的战事，朝廷会指派经略大臣前往处理。兵从各省绿营中抽调，粮饷由户部负责筹集，完全无需督抚插手。
清代的人事任免权也高度集中在中央。三品以上官员的任免，先由军机处在记名人员中选择几名，差额呈进，最后由皇帝朱笔圈定简放。三品以下的文官分别由皇帝、吏部、督抚任命，三品以下的武官分别由皇帝、兵部、总督、提督任命。皇帝亲自掌握着绝大部分的人事任免权。
这些制度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前，都得到了严格的执行。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权力全部集中在一个一辈子也出不了紫禁城几次，根本不可能了解民生疾苦的皇帝手里，国家也就不可能发展好。督抚相对皇帝来说，离民众更近，但他们没有太多实权，即便洞察到某些弊端，也不能进行改革。长此以往，国家便江河日下了。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地方实力派形成，这些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冲击。但清政府非常猜忌曾国藩等人，他们并不能随心所欲地进行改革。后来的历史证明，在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曾国藩这些人再有能耐，也不可能挽救大清王朝。
说到这里，或许会有人反问我，清朝后来不正是因为分权过多，才导致袁世凯势力膨胀，最终被袁世凯推翻的吗？你怎么还推崇分权呢？这样问的朋友，都只是看到了问题的表面，而没有看到实质。
假设清朝一开始就适当分权，督抚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参与政权建设，清代的很多制度性弊端很可能在萌发之初就被改革掉，这样一来，就不大可能发生太平天国起义。没有太平天国起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实力派就不可能崛起，清代的固有制度也就不可能受到冲击。
假设清朝充分信任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忠心耿耿的老臣，给予他们以改革的全权，那么中国很可能不会在甲午战争以及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输得那么惨。不输得那么惨，清朝的威信就不会迅速下降，袁世凯再强，恐怕也难以动摇清朝统治的根基。
所以说，清朝后来的被迫分权，正是前期过于集权所必然导致的结果。清朝末年，不是不想集权，是不可能集权。总而言之，问题出在集权上，而不是出在分权上。
这一问题对于我们今天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央政府应该将一些非关键性的权力下放至各省，充分发挥各省的灵活机动性。对于各省提出的一些重要建议，中央政府应当引起足够重视。当然，权力下放要注意适当原则，分权过度会导致分裂主义抬头，甚至导致国家分裂，很显然也是不可取的。
第一章“笨”小孩也能成功：青少年时期的曾国藩
午后的烈日像火一样灼烧着大地，原本人潮涌动的湘潭市集渐渐平静了下来，商贾们依旧没有退去，他们不放弃任何一个赚钱的机会。此刻，他们正一边扇着蒲扇驱赶着酷暑，一边相互谈论着市井间的新闻，等待着顾客的来临。一切都是那么的和谐、平静、安宁。
“驾，驾！”一阵刺耳的吆喝声粗暴地打断了市集的平静，靠近街口的两个卖米的客商还没来得及回过神来，他们的米早已被迅猛而来的青鬃马蛮横地踢散在地。后面的商人一看势头不好，赶紧将货物往后面搬，反应不快的货物也被踢散。
这些人是湘潭城内的一群恶少，都是有钱或者有权势人家的子弟。他们经常聚集在一起喝花酒，喝醉了就睡倒在街边，第二天午后又一起醒来，骑上马到处乱撞，耀武扬威。老百姓怨声载道，但无奈那些人都有背景，无可奈何。
不过这一次，在这群恶少的后面，有一个跟这些人一样骑着马的人有些特殊。他的肤色比较暗黑，不像是城里人。这个人起初心情很愉快，跟着恶少们一起起哄，但当他看到老百姓的货物被踢翻的时候，脸色似乎有些阴沉了。
“曾星冈，你给我站住！”正当这个叫曾星冈的人骑着马，晃晃悠悠地跟在那群恶少们后面往前走的时候，一个锐利的声音从后面传来。曾星冈身子一震，好一会才缓过神来，往后一看。虽然他喝多了酒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但他还是凭借仅有的一点意识判断出来者是本族的一个长辈。
在古代，族权的威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曾星冈虽然是纨绔子弟，但也不敢挑战族权。只见他踉踉跄跄地调转马头，对那老者说道：“老伯，叫我有何事？”
见曾星冈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那老者气不打一处来，喝道：“好你个曾星冈！你不知道现在是农忙时节吗？你老爹五十多岁了，尚且起早摸黑，田里地里活一把抓，你倒好，跑到湘潭来喝花酒了！就你这出身，你配跟这些公子爷一起玩吗？你看人家张三，他老爹是湘潭知县，再看那李四，他老爹是湘潭米行的掌柜，你老爹是什么玩意，你配吗？你给我下来，我今天非拉你去族长那里，让全族人一起教训你不可！我曾家不能出你这种败类！”说罢，这老者迅速往前，拉住马的缰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