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晚清第一改革家：曾国藩

“我不是曾国藩，曾国藩做的我做不到。”朱镕基总理在评价著名历史小说《曾国藩》时这样说。

曾国藩、朱总理，两人不相伯仲，都是湖南人中的翘楚。那么，朱总理所说的“曾国藩做的我做不到”是什么意思呢？照我看来，朱总理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他所推进的改革开放，在深度及广度上，都不及曾国藩开创的洋务运动。当然，这只是朱总理的谦辞。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中华民族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具有远见卓识的清朝官吏，开始学习欧美，制造轮船、枪炮，开采矿山，铺设铁路、电报线路，建设钢铁厂、纺织厂。中国就此开启了近代化的大门。

其实，曾国藩所推动的改革，远远不止我们所熟知的洋务运动。诸如革新吏治、改革盐政、漕折（将漕粮折算成银两上交，就是漕折）征收改革等等普通历史爱好者不太熟悉的领域，也是曾国藩改革的重点。他所推动的这场改革运动，对于我们今天有着许多的借鉴之处。我总结了一下，主要是下面五个方面。

第一，如何处理好改革开放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之间的关系。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学习欧美最早的实践者之一，但他并不是一个崇洋媚外的人，他非常注重维护中国的权益。

在借师助剿这一问题上，他坚决反对列强深入长江镇压太平天国。在阿思本舰队一事上，他坚决主张解散这一中国完全不能控制的舰队。他不主张向列强购买大量洋枪，用以镇压太平军，他告诉弟弟曾国荃，勇气比武器更重要。

他所创办的安庆内军械所，完全不用洋匠，只用中国人。他参与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虽然在李鸿章的管理下，聘请了不少洋匠，但曾国藩始终强调要以中国人为主。这是曾国藩和李鸿章的重大区别。李鸿章不太信任中国人的技术能力，喜欢用洋人。

曾国藩更强调独立自主，李鸿章更强调改革开放。两者各有利弊。按照曾国藩的模式，中国近代化的速度将会很慢。中国工匠即便能做出东西来，也远远落后于时代，意义不大。按照李鸿章的模式，中国近代化的速度将会很快，但是中国会因此失去更多的利权，中国工匠也很难在这场近代化运动中学到真正有用的技术。

这个问题在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也存在。在大力引起先进技术的同时，我们是否保持了独立自主，我们能不能自力更生，中国人是否在技术引进的过程中学到了真正核心的技术，“中国制造”如何变成“中国创造”，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思。

第二，如何处理好发挥市场作用与加强宏观调控的关系。

自明朝中期开始，中国食盐贩运开始施行纲盐制。纲盐制是一种大商人在政府的保护下垄断食盐贩运的制度。其实质就是政府部门用行政手段强行干预食盐贩运。这种制度发展到后来，产生了诸多的弊端。

一般来说，中小盐商相对于大盐商而言，更加灵活机动。但在纲盐制下，中小盐商不能单独贩运食盐，只能投靠大盐商，在大盐商的支配下参与食盐贩运。这样一来，中小盐商的灵活机动性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另一方面，政府部门为了营利，设置层层审批机构。大商人为了运盐，必须层层打通关节，往往用于贿赂的银子比盐本身的成本还要高。政府的这种行为不仅伤害了大盐商的利益，而且间接地抬高了盐价，致使官盐卖不出去，大量积压。

道光年间，两江总督陶澍在淮南实施盐政改革，用票盐制取代纲盐制。票盐制的实质就是减少政府干预，尊重市场规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调节食盐运销中的作用。

在票盐制下，中小盐商都可以单独参与食盐贩运，灵活机动性得到了充分发挥。另外，大量的审批环节被取消，盐商的利益得到保障，盐价也迅速降了下来，销售情况明显好转。

陶澍的票盐制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因为触犯到某些人的利益，票盐制没有实施多久就被取消了。

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后，在淮南重新进行票盐制改革。然而，曾国藩所谓的票盐制，其实质却是纲盐制。

曾国藩规定，盐商必须至少承运一张“大票”或“小票”，才能参与食盐贩运。承运一张“大票”，需本钱五、六千两；承运一张“小票”，需本钱一、二千两。这显然不是中小盐商所能承受的，所以中小盐商被挡在了食盐贩运的大门之外。

同时，曾国藩加强对淮盐贩运的管理。食盐到引岸后，经过审批后才能按顺序销售，销往哪里，销多少，定价多少，全由政府部门决定。

后来，李鸿章又提出“捐输票本”的政策，规定只有之前向政府交纳过捐输的大商人才能运盐。至此，淮南盐政名义上是票盐制，其实已经完全倒退为纲盐制。

曾国藩、李鸿章的票盐制改革，对于稳定食盐运销、增加稳定的财政收入，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它的本质是纲盐制，是行政权力对于市场的一种强行干预，这样也就很难杜绝官员利用行政权力牟取暴利，最终搅乱食盐市场。

这一问题对于我们今天也是有着启示意义的。在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政府部门应该减少对市场的强行干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调节经济运行中的主导作用。政府部门更多的时候扮演的角色应该是服务生，而不是管理者。同时，我们要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充分发挥中小企业的灵活机动性，促进经济的发展。

第三，如何使好的政策真正落到实处，增进民生福祉。

好的政策并不意味着民生福祉的提高。如果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那么再多的好政策，对于增进民生福祉也起不到任何作用，老百姓也不会买你的账。

相对于明代来说，清代的政策要好得多。“摊丁入亩”后，清代农民只需缴纳一种税收，那就是地丁银，税率非常低。部分省份的农民，需要缴纳漕折，税率也非常低。严格按照规定办事的话，清代农民的负担是非常低的。

然而，清朝的这一好政策并没有落到实处。后来，老百姓在正常的赋税之外，需要缴纳耗羡。地丁银、漕折银在熔铸的过程中（将农民上交的散碎银两熔铸成一定规格的银锭）会产生损耗，漕粮在运输过程中（运送至京城），也会产生损耗。为了弥补损失，地方官员往往背着中央政府征收耗羡，即在正常的赋税之外多征一些银两和漕粮。这本是违法的，但在当时成了官场的潜规则。农民的负担开始加大。

清代的县级办公人员非常少，一个几十万的大县，只有十几个办公人员。这样一来，知县不得不大量聘请编制外的人员帮助他行政，这些人就是胥吏。

清代政府官员的工资非常低，后来虽然推行养廉银政策，但是县级办公人员的工资依旧很少。同时，清代又实施高度集中的财政体系，地丁漕折绝大部分要上缴国库，留给县里用作办公资费的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