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完“三镇叛乱”，我们终于有机会来看一看后汉的朝政情况了。

刘承祐在位三年有余，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五代时期派系斗争最为激烈的三年，过程可谓是惊心动魄，结果更是耸人听闻。

首先，我们得请两派主角隆重登场亮相，他们分别是：元老派的史弘肇、杨邠、郭威和王章；以及新生派的苏逢吉、苏禹珪、李业、聂文进、郭允明、后匡赞等人。

元老派当中，杨邠是枢密使，负责内政；郭威是枢密副使，三军总司令，负责军事；史弘肇是禁军总司令，负责京城治安；王章是三司使，负责财政。这四个人实际上控制了绝大多数的要害机关，同心协力医治战争创伤，使国家获得基本稳定。

新生派当中，苏逢吉、苏禹珪是宰相，李业是李太后的弟弟，其他三个则是刘承祐的宠臣。这几个人虽然实权不多，但有坚实的靠山，潜在能量巨大。

一说起派系斗争，不少人容易陷入标签化的惯性思维，总想分出一个好坏出来，将其简化成忠奸之争。

其实，事情远远没有这么简单！

元老派既有政绩，也搞权力寻租，前面提到的侯益，就是用钱狠砸杨邠、史弘肇，最后不仅逍遥法外，还堂而皇之地当起了开封尹。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些所谓的政绩又是建立在怎样的基础之上呢？

最容易出政绩的自然是三司使王章，平定叛乱、建设国家，都离不开财赋的支持。王章搞创收，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堪比当年的孔谦孔局长。

横征暴敛的具体措施，这里只说三条：

其一、征收“省耗”。

按照旧制，粮食征收需要增加“雀鼠耗”。也就是说，官粮储存到仓库里，难免会被麻雀、老鼠吃掉一些，但官府不能吃亏啊，所以这笔损失得由老百姓承担。官方规定的额度是每斛加收二升。到王章这里，“雀鼠耗”自然是照收不误，但还要再加收一项“省耗”，额度同样是每斛二升。

其二、征收“省陌”。

同样按照旧制，官方兑换银钱的比例是八十为一陌，出入都是这个价。到王章这里，官府的买入价，一陌还是八十，但卖出价却作了调整，一陌只能兑七十七。

也就是说，你拿着八十钱，可以兑换出一陌银子，再拿着一陌银子去兑换铜钱，只能拿到七十七钱，这三钱的差价，就称之为“省陌”。

其三、锱铢必严惩。

王章规定，百姓犯盐、矾、酒禁者，无论涉案金额大小，一律判处死刑，并罚没收全部财产。于是，官府就可以打着惩治犯罪的旗号大发横财。

一句话，这是带血的GDP！

为政如此暴虐，那么为人呢？

我们以史弘肇为例。

史弘肇时任侍卫都指挥使，掌管禁军，同时负责京城治安，当街抓人那是家常便饭。特别是“三镇叛乱”期间，京城内人心惶惶、谣言四起，史弘肇命禁军在京城巡逻，以各种理由大肆抓捕，而且不问轻重，一律诛杀。

更为离奇的是，有人只是抬头望了一眼启明星，竟然被抓起来腰斩。还有，一个醉汉与一个军士发生肢体碰撞，却被诬以造谣之罪斩首示众。

在史弘肇的治下，京城的治安虽然是得到了整肃，但冤死者也是不计其数，无人敢到官府申辩。

史弘肇不仅滥施刑罚，还经常捏造罪名，大肆抓捕富商，进而夺其财产，又大兴告密之风，搞得人人自危。

而除了郭威以外，这几位元老还有一个共同点。

全都看不起读书人。

杨邠说，国家有钱有兵就行，文章礼乐都是虚的，可有可无。王章说，读书人就是一把算子，不知颠倒，百无一用。史弘肇的态度最恶劣，说读书人最可恨，个个该杀。

元老派为政为人如此不堪，新生派其实也是一丘之貉，其中的代表人物便是辅政大臣之一，时任宰相的苏逢吉。

关于苏逢吉，我们说三件事。

首先是处理盗贼问题。

当时，全国上下盗贼四起，摁都摁不住。京城的治安虽然归史弘肇管，但全国的治安得归宰相管。苏逢吉决定乱世用重典，打算推行“四邻同保，皆全族处斩”。也就是说，哪一家出了盗贼，那么他家以及四邻，都要满门抄斩。

苏逢吉的方案一出，朝臣们大为惊骇：照你这种搞法，全国还不被你杀光了？

吵来吵去，最终删去了“全族”二字，但即便如此，冤死者也不在少数。

其次是“静狱”。

早在河东时期，苏逢吉也是负责治安。刘知远心血来潮想行善，下令要求“静狱”，也就是把犯人该放的都放了，为打造狱空的和谐局面，博个彩头。

苏逢吉接到任务之后，下令将监狱里的囚徒全部杀光，监狱里比任何时候都清静，交差！

还有就是私吞李崧家产的事情。

当初，刘知远入主汴梁时，李崧、冯道还在镇州，所以他们的府第便刘知远分别被赐给了苏逢吉和苏禹珪。

苏逢吉得寸进尺，之后又将李崧府第之内的财物，还有洛阳的房产悉数改名换姓、收入囊中。

李崧作为有罪之臣回到汴梁，继续为刘知远效力。能保住小命就不错了，哪里还敢找苏逢吉讨要。但是，李崧的弟弟李屿由于咽不下这口气，喝高了之后便破口大骂，进而问候了苏逢吉的祖宗十八代和全族女眷。

隔墙有耳，更何况李屿还是跟苏逢吉的门生喝的酒。于是，这些酒话便一字不漏地传进了苏逢吉的耳朵里。

没过几天，李崧前来拜见苏逢吉，将所有的房契、地契拱手奉送。

李崧不来，苏逢吉还真忘了这茬。自己霸占了李崧的房子和土地，可房契和地契却还都在人家的手里。这时，联想到李屿的酒后真言，苏逢吉不禁大为光火，心想：你们哥俩可以啊，一个在背后戳着我的脊梁骨骂，一个交出房契、地契让我无地自容，把我当猴耍是不是？

苏逢吉很想收拾掉李崧，但一直苦于没有合适的借口。不过，功夫不负有心人，李屿还是出事儿了。

李屿有一个仆人叫葛延遇，帮着主子打理一些生意，暗中虚报账目、中饱私囊，结果被李屿发现了。

葛延遇自知难逃厄运，便去找小伙伴李澄商议。李澄是苏逢吉的仆人，在苏逢吉的授意下，李澄便怂恿葛延遇诬告李屿谋反。葛延遇照办不误，苏逢吉则伺机将李崧、李屿兄弟收押。

李屿知道自己是受小人陷害，便赌气说自己与自己的兄弟、亲眷、家仆共计二十人，打算起事，你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苏逢吉拿到李屿的供状，提笔便将“二十人”改成了“五十人”，对李崧一族大开杀戒。

无论是元老派也好，新生派也罢，既然都是残忍无极限的一丘之貉，又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相互的斗争自然是精彩纷呈。

两派的初次交锋，起因是官员的升迁问题。

苏逢吉身居宰相之职，掌握着官员升降的建议权，拿人钱财、替人办事，便三天两头要求升迁官员。

但是，建议只不过第一步而已。以前曾经提到过，在五代时期，宰相与皇帝之间还隔着一个枢密使，对宰相的建议拥有驳回权。同意呢，帮你递上去，请皇帝拍板；要是不同意，到我这儿就算终审了。

此时，夹在皇帝刘承祐和宰相苏逢吉中间的枢密使，偏偏就是元老派的大佬杨邠。苏逢吉的建议想通过，门儿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