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为了躲避李从荣，李从珂和石敬瑭一个去了河中，一个去了河东。

这两个地方是朝廷当时最大的两个藩镇，想必各位看官还有一些印象，当日李存勖能够攻灭后梁，就是从河东起的家，同时又得到了河中的朱友谦相助。

故而，对于资历尚浅的李从厚而言，李从珂和石敬瑭，这两个老资格很像是两颗不知道何时会被引爆的定时丨炸丨弹。

为了李从厚稳稳当当地坐在这把龙椅上，更为了自己大权在握，朱弘昭和冯赟必须得想个辄。

当然，硬来肯定是不行的，兔子急了还咬人呢，更何况朱、冯二人干的是拆弹的活，还并不想去点双响炮。

哥俩琢磨来琢磨去，最后找到了一条捷径——对调！

具体的做法是这样的，在藩镇之间形成一个干部交流机制，不定期、不定时的安排对调任务，少则一年，多则三年，避免官员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太长。

在具体实施之前，李从厚又听从了朱、冯二人的意见，做了一些相应的试探，将李从珂在禁军中任职的儿子李重吉贬到亳州（今安徽省亳州市）任团练使，又将李从珂一个当尼姑的女儿李惠明召入宫做了人质。

在得知李从珂对此并无异议之后，李从厚随之也公布了第一轮对调名单，而在第一轮的对调名单中，李从珂和石敬瑭当然是赫然在列。

具体如下:河中节度使李从珂调往河东，河东节度使石敬瑭调往镇州，镇州节度使范延光调往魏博，魏博节度使孟汉琼则回洛阳养老。

这样一来，既可以解决李从珂和石敬瑭的问题，又捎带手鞭策一下范延光和孟汉琼。

而当初，主动从朝廷申请去地方的四大巨头则全部遭殃，此令一下，朝廷高枕无忧或许谈不上，但至少也能舒坦一阵子。

只不过，想法固然很好，但朱弘昭和冯赟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朝廷的诏令，未必任何时候都管用。

在接到任免文件之后，别人是什么态度不知道，但李从珂和石敬瑭的反应却是高度的一致：来人，把这什么狗屁文件给爷扔到茅坑里去！

“正所谓文臣死为忠，武将死为烈，吾自幼跟随先帝，南征北战数十年，凭什么死！看来李从厚是白叫这名了，一点也不厚道，我死不如你死，反了！”

李从珂很愤怒，后果很严重……

朱弘昭和冯赟琢磨出这个对调方案，是在应顺元年（公元934年）的二月，而就在同一个月，李从珂以“清君侧”为名，在凤翔起兵，公开发动了武装叛乱。

一道诏令逼反了一个亲王（李从珂被封潞王），着实让李从厚、朱弘昭、冯赟等人大吃一惊。事情搞成这样，除了派兵进剿，也没有别的办法。

朝廷原本打算派禁军总司令，也就是侍卫都指挥使康义诚去。一方面，康义诚是河东旧将，能力还是有的；而另一方面，李从荣当初权倾朝野，与诸大臣不合，独与康义诚交好。

当日，李嗣源病重，李从荣欲发动兵变。而在此之前，李从荣曾找过朱弘昭、冯赟和康义诚商量。当时，朱、冯二人以为此事万万不可，唯独康义诚表示赞同。而等到李从荣真的发动兵变时，掌管禁军的康义诚居然不奉圣旨，隔岸观火。

有案底在身，所以自李从厚即位以来，康义诚一直都极为小心。当然，由于当日他押宝李从荣，最后却让李从厚捡了便宜，所以对李从厚他也一直怀有不臣之心。

康义诚是暗地里憎恶李从厚，而李从厚则是摆明了要玩死康义诚。只不过，康义诚乃是河东旧将，资格太老，即便是李从厚也不好轻易下手。

河中叛乱给了李从厚一个不错的机会，让康义诚跟李从珂拼一拼，打死了李从珂就平外患，打死了康义诚就平内乱。

对于这一点，康义诚心里多少也有数，所以一直是拖着不肯走。

河东军的老将原本就所剩无几了，此时拿得出手的也就李从珂、石敬瑭和康义诚，可一个成了叛徒，一个隔岸观火，剩下这个还打死不挪窝，所以朝廷只能退而求其次，令西都留守王思同担任“剿总”，率兵进剿。

王思同，原幽州节度使刘仁恭的外孙，年少成名，十六岁时便开始跟随自己的二舅刘守光对付自己的外祖父了。后又归附河东，从禁军的基层将领开始干起，参与了灭梁军事行动。武将出身却性喜诗文，这一点着实的与众不同。

事实上，王思同绝非是武将中的另类这么简单。

虽然在打仗方面，王思同完全是继承了其外祖父刘仁恭的风格。但不得不服的是，无论是李存勖还是李继岌，亦或是李嗣源都对他宠爱有加。

在李存勖和李嗣源时代，王思同先后两次参加两川之战。前一次作为战胜方，贡献几乎为零；后一次作为战败方，更是屡战屡败。

只不过，王思同虽然打仗不是把好手，更不可能是李从珂的对手，可耐不住人家带的人多。

果然，官军刚一上场，便迅速凭借着压倒性的数量优势，一举将李从珂的叛军打进了凤翔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