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二十四诗品》，把诗歌的风格分为雄浑、冲淡、纤秾、沉著、高古、典雅、洗炼、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缜密、疏野、清奇、委曲、实境、悲慨、形容、超诣、飘逸、旷达、流动二十四类，每类各以十二句形象化的韵语来形容比喻其风格的面貌，比如，自然，他写道：“俯拾即是，不取诸邻。俱道适往，着手成春。如逢花开，如瞻岁新。真予不夺，强夺易贫。幽人空山，过水采苹。薄言情晤，悠悠天钧。”含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己，若不堪忧。是有真宰，与之沉浮。如渌满酒，花时反秋。悠悠空尘，忽忽海沤。浅深聚散，万取一收。”

他的《二十四诗品》不仅形象地概括和描绘出各种诗歌风格特点，对诗歌创作、评论与欣赏等方面有很大贡献，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完稿于2017年12月19日夜。

细说隋唐写于2014年3月15日，历经近三年九个月的时间完成，全书260万字。

六百二十一、讨平泽潞（1）

回到国内。

武宗在位六年，大体而言，主要办了三件大事，一件是抵御回鹘，第二件是讨平泽潞，第三件就是会昌灭佛。这三件事的时间分野也非常清晰：从会昌元年到三年，武宗和朝廷群臣主要是在处理回鹘问题，会昌四年和五年则是在平定泽潞叛乱，会昌六年开展灭佛运动。

据《唐将相大臣年表》，这六年里，唐朝朝廷重臣分别是：会昌元年，宰相：崔郸（十一月出为西川节度使）、崔珙、李德裕、陈夷行（三月命），盐铁使崔珙，左右神策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二年，宰相：李德裕（一月晋升司空兼同平章事）、崔珙（一月加尚书右仆射）、陈夷行（一月加尚书左仆射、六月贬为太子太保）、李绅（二月任命）、李让夷（七月任命），盐铁使崔珙，左右神策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三年，宰相：李德裕（六月晋升为司徒，仍兼任同平章事）、崔珙（二月贬为尚书右仆射）、李绅（五月加尚书右仆射）、李让夷、崔铉（五月任命），盐铁使崔珙，左右神策军中尉：仇士良（晋升为观军容使兼领左右神策军，六月死，马元贽继任）、鱼弘志；四年，李德裕（八月晋升为守太尉，仍兼同平章事）、李绅（闰七月出为淮南节度使）、李让夷、崔铉、杜悰（闰七月由淮南节度使任命），度支盐铁转运使杜悰（以宰相兼管二使）、度支使卢商（兵部侍郎判度支）、盐铁使崔铉、左右神策军中尉马元贽、鱼弘志；五年，太尉李德裕、宰相李让夷、崔铉（五月贬为户部尚书）、杜悰（五月贬为尚书右仆射）、李回（五月任命）、郑肃（七月任命），盐铁转运使薛元赏、度支使卢商（出为东川节度使），左右神策军中尉马元贽、鱼弘志；到六年三月武宗去世，光王李怡继位，朝中又发生了重大变化，暂且不说。

李德裕个性张扬，嫉恶如仇，以天下为己任，而崔郸则老成持重，明哲保身，不愿卷入中枢激烈的政治斗争漩涡，过去就曾请求辞去翰林学士，李德裕拜相后，二人仅仅共事一年左右，崔郸就请求辞去宰相一职。《崔郸墓志》记载：“时李宰相德裕方固权稔奸，惮公之正，且嫉其恩隆。公以明哲之道，坚词乞免，三进方遂，乃命为剑南西川节度使、检校吏部尚书、平章事。人皆惜其去而执柄者益横。”由此可见以下几点：一是崔郸与李德裕的关系并不亲密。如果二人性格、政见一致的话，他也不会很快就辞去相位的；二是崔郸辞职，主要是个人避祸，不愿介入牛李党争，免得像杨嗣复、李珏那样落得个悲惨的下场；三是在崔郸辞职一事上，李德裕并未介入。《崔郸墓志》暗示崔郸辞职是李德裕的排挤，而《旧唐书，崔郸传》称李德裕与崔郸私交很好。《崔郸墓志》出于宣宗朝牛党领军人物令狐绹之手，肯定会往李德裕身上泼脏水，即便如此，该墓志也没有明确说李德裕在武宗面前进了什么谗言，崔郸才辞职的。

崔郸在任时，就发生了回鹘残余部众来到唐朝边境之事，当时，朝廷在这一事件的处置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包括崔郸在内的宰相们一致认为应当采纳天德军使田牟等人的意见，发兵进攻，唯独首相李德裕持反对意见，反对主动寻衅，以天德孤军打击回鹘人。最终武宗力排众议，采纳了李德裕的意见，对回鹘人采取安抚与防备并重的策略，一方面先满足回鹘的要求，另一方面则暗中调集各路兵马，以防不测。在这场争论中，尤其是陈夷行反复与李德裕争执，二人发生激烈的言语冲突，此后，陈夷行总与武宗争执，言辞不留情面，弄的武宗很不高兴，在崔郸外调半年后，到会昌二年六月，武宗又将陈夷行罢相，改任尚书左仆射，后为守吏部尚书。会昌三年，随着回鹘事件的平息和泽潞刘稹叛乱的发生，武宗又任命其为检校司空、平章事、河中尹、河中晋绛节度使，负责讨伐刘稹。会昌四年，陈夷行病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