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待遇：《通典》云：“京官正一品，米七百石，钱六千八百。从一品米六百石。正二品米五百石，钱六千。从二品米四百六十石。正三品米四百石，钱五千一百。从三品米三百六十石。正四品米三百石，钱四千二百。从四品米二百六十石。正五品米二百石，钱三千六百。从五品米一百六十石。正六品米一百石，钱二千四百。从六品米九十石。正七品米八十石，钱二千一百。从七品米七十石。正八品米六十七石，钱一千六百。从八品米六十二石。正九品米五十七石，钱一千三百。从九品米五十二石。外官各降一等。一品以五十石为一等，二品、三品以三十石为一等，四品、五品以二十石为一等，六品、七品以五石为一等，八品、九品以二石五斗为一等。其干力及防、庶仆并别给。内外文武官，自一品以下，并给职田。京官诸司及郡县，又给公廨田。并有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缌麻以上亲，内命妇一品以上亲，郡王及五品以上祖父兄弟，职事、勋官三品以上有封者若县男父子，国子、太学、四门学生、俊士，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同籍者，皆免课役。凡主户内有课口者为课户。若老及男废疾、笃疾、寡妻妾、部曲、客女、奴婢及视九品以上官，不课。”

唐朝前期的赋税制度是租庸调制，也颁布于武德七年，内容是：每丁每年向国家缴纳租粟二石，调帛二丈、绵三两，或者麻布二丈五尺、麻三斤。每丁每年服役二十天，如果无事时，也可以折合成三尺绢或者三尺七寸五的布缴纳，这就是庸。如果增加劳役，超过十五天的话，免除当年应缴的调；超过三十天，免除当年应缴的租和调。如果遇到自然灾害，收成减少十分之四的，免去调；减少十分之六以上的，租、调全免；减少十分之七以上的，租庸调全免。

到玄宗时期，土地兼并越演越烈，摧毁了唐朝的统治基础，均田制已彻底崩溃，取代均田制的是地主庄园经济，进而租庸调制也走到了尽头。德宗在建中元年不得不采纳了杨炎的建议，颁行两税法。两税法主要是根据占有土地的数量确定税赋，改变了租庸调制以丁口征税的办法，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两税法过去已经说过，不再赘述，由于两税法“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比起原来按丁口征收的租庸调制较为合理。

唐代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是经济的三大支柱。唐代生产力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长期的实践中，唐代发明了一种轻便的曲辕犁，便于耕作，此外，唐代农民还广泛使用了立井式水车、筒车等各种水车，另外，在唐代水利也得到很大的发展，二百多年间一共兴修了二百多处水利工程，扩大了耕地面积。凡此种种，使得唐代农业得到很大发展，粮食产量进一步提高，有的亩产量达到了“一钟”。

唐代手工业也十分发达，各种手工作坊遍布全国各地，从事手工业生产的主要有：工匠（终身身份不变，并世代相袭）、官奴婢（长年服役，地位最低）、番户（经过赦免一次的官奴婢）、杂户（经过两次赦免的官奴婢）和刑徒。同一手工业行业都有“行”以组织进行管理，行有行头，管理本行业的经营，并负责协助官府征收税赋。唐代手工业大致有印刷、纺织、采矿、制瓷、造纸、造船、印染等多种行业。

唐代的商业也很繁荣，出现了很多商业都市，其中以长安、洛阳、扬州、成都、广州等地最为著名，这些商业城市内大多专门设立有商业市场，比如，长安就有东西两市场，商行数百家，西市还有很多胡人商行。安史之乱后，南方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扬州和成都更加繁荣，谚语有“扬一益二”之说。唐朝政府在每个市场内都设置有市令，负责管理市场，征收商业税；市场内的交易都在一定的时间内进行，市场四面都有大门，按时开关；在市场内进行的交易都要限价买卖，不得随意哄抬或者压低物价。

在天文学方面，僧一行是一位杰出的代表。他在唐玄宗时期被召入宫中，经过长期的观察，僧一行发现了恒星的移动现象，并计算出了地球南北相差的距离，这是人类第一次对地球子午线进行科学的测量。开元时期，他还修订了当时最先进的《大衍历》。

唐朝科技发展的另一个突出成就就是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到唐朝末年，已经能够大量印刷书籍，唐懿宗时期印刷的《金刚经》残卷，是现存世界最早有确切日期的雕印品，现于英国伦敦博物院。

唐代达官贵人和富商大贾与贫苦百姓之间的生活相差很大。达官贵人穷奢极欲，挥金如土，根据玄宗时期的规定，一品官的月工资是三万一千贯，二品是二万四千，三品一万七千，四品一万一千五百六十七，五品是九千二百，六品是五千三百，七品是四千一百，八品二千四百七十五，九品一千九百一十七，每年禄米一品到从九品从七百石到五十石不等。他们除了这些工资之外，还有永业田、职分田、公廨田的地租以及经营工商业的收入，那些文臣武将个个腰缠万贯，花费惊人，就连以清廉自居的白居易在被罢免刑部尚书之后，家中还有千斛粟，东都庄园十七亩，歌姬奴婢二十名等等，可见当时的显贵们是何等奢侈，而贫苦百姓却只能挣扎在死亡线上，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