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术士对德宗说：“国家遭遇灾祸，应该有所改变，以顺应这种变数。”群臣就请求德宗在尊号上增加一两个字。德宗征求陆贽的意见，陆贽表示反对，他说道：“尊号一说原本不是古代的制度，即便是太平之日，增加尊号也有损于君王的谦虚之德，更何况是在大乱之时，更有伤大政。……秦朝德行衰败，才兼用皇和帝，合起来称为皇帝。到了后世，那些昏君们才有了圣刘（指刘欣）和天元（宇文赟）之号，由此可知，君王尊贵与否，不在于名称是什么。如果必须有所改变的话，与其增加尊号，不如减少几个字。”德宗采纳了他的话，决定只改变一下年号。德宗把中书舍人起草的改元诏书拿给陆贽看，陆贽认为：“用语言去感动人，本来力量已很弱了，如果言辞又不恳切，谁能在意？如今，诏书中陛下所言，悔过之意不能不深，引咎之词也不能不尽意，洗刷错误，令人畅快，使得人人都满意，谁还不服从？我认为，知错不难，改过最难；说好话不难，做好事才难。如果诏书修改后写得非常精当，也只是知错和说好话的层面，我希望陛下把心思放在更难的事情上。”德宗表示同意，于是，到了新年，就出现了一篇非常有名的《罪己诏》。

公元784年一月一日，德宗下诏大赦天下，改元为兴元。他在诏书中深刻地检讨自己，说道：“治理国家，教化天下，对人一定要诚心诚意，公而忘私，救济他人，勇于改过。朕登基以来，君临万邦，却丢掉了宗庙，流亡在外。朕不能以身作则，已后悔不及；我时刻反思自己的过错，把希望寄托于将来。现在，我坦率地说出我的心声，昭告天下臣民。

我一直担心自己无德无能，不能肩负起帝国的重任，也一直不敢懈怠，然而，由于自己长期生长在深宫，不懂治国之道，积习已久，居安忘危，不知稼墙之艰难，不体恤征战之劳苦，皇恩未达下层，下情未达我这里，上下隔阂，人心疑惑。然而，我却没有予以反思，反而兴师动众，征调四方之师，千里转运军粮，征调车马，弄得远近一片骚动，出征的人携带行囊而行，在家的亲人含泪相送，全国军民非常劳累。前线的将士有时一天接连作战，有时整年不解铠甲；祖先的祭祀无人主持，家中的老弱失去依靠，死者生者都流落四方，怨气日积月累，征调层出不穷，致使农田都抛荒了。严酷的法令横征暴敛，织布机上空无一物，疲惫的百姓辗转死在沟壑，离开本乡本土，城镇化为废墟，四处不见人烟。上天降下惩罚而朕却没有看到，百姓满腹仇恨而朕却不知道，以至于酿成大乱，京城兵变，社会失去秩序，宗庙震惊，上拖累了祖宗，下有负于万民，沉痛羞愧，罪过全在我一人，永远感到惭愧，仿佛落入了万丈深渊。从今往后，凡是上书的，不得再称圣神文武之号了。

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人，都是有功的旧臣，各自守卫着藩镇，是朕统御无方，致使都心生疑惧，这都是因为在上位的不遵正道而令下位的受到伤害，朕确实不是一个合格的君主，你们又有什么罪过呢！现在，包括你们所属的将士们，朕对待你们全部像过去一样。朱滔虽然因与朱泚受到牵连，但相隔遥远，并不同谋，念及其过去的功劳，自当予以宽恕，如果能归顺朝廷，也既往不咎。至于朱泚，颠倒伦常，盗窃神器，侵犯陵寝，每当想到这里，内心痛苦，不忍付诸言辞，朕不敢赦免。至于那些胁从的军民，只要官军未到京师之前，能够脱离叛党，归顺朝廷，返回本县、本军的，一律予以赦免。

各军、各道派到奉天勤王以及收复京城的将士，一律赐名奉天定难功臣。他们所负担的陌钱、间架钱、竹税、木税、茶税、漆税、盐铁税等，一律免除。”

大赦令颁发后，天下军民大喜。等到德宗后来回到长安，李抱真入朝庆贺时，说道：“关东宣布诏书时，将士们都感动得流下了眼泪，臣见人心这样，就知道一定能够消灭叛贼的！”王武俊、李纳、田悦看到诏书后，都去掉了王号，上表谢罪。唯独李希烈自恃兵强财富，反而加紧了称帝的步伐，他派人向颜真卿询问称帝的礼仪，颜真卿说：“老夫曾担任过礼官，脑子里记下的只有诸侯朝拜天子的礼仪！”拒绝与李希烈合作。李希烈也管不了那么多了，遂自立为帝，国号大楚，改元武成。设置百官，以其同党郑贲为侍中，孙广为中书令，李缓、李元平同平章事，以汴州为大梁府，以李清虚为大梁尹，将其境内设置了四个节度使。李希烈派遣部将辛景臻对颜真卿说：“如果你不能屈节，就得自焚而死！”在颜真卿的住所堆积干柴，浇灌膏油，燃起大火。颜真卿毫无惧色，索性朝大火奔去，辛景臻赶忙制止。

新年到来，朱泚也把国号由秦改为汉，自称汉元天皇，改元为天皇，至此，从建中三年十一月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四人称王，到建中四年十一月朱泚称帝和如今的李希烈称帝，包括此前从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德宗开始讨伐李惟岳等人，并一直持续到三年后的贞元二年（公元786年）李希烈被部下毒死，这场持续了六年之久的大乱在历史上被称之为“四王二帝事件”或者“四王二帝之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