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就是新年，到了公元780年一月一日，德宗下诏改元为建中元年，大唐的历史也正式步入了德宗时代。群臣上德宗尊号为圣神文武皇帝，德宗下诏大赦天下，并根据杨炎的建议颁布了一道新的赋税制度——两税法。两税法是杨炎上台之后关注赋税制度的又一项重大举措，在中国赋税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此之前，历代朝廷对土地兼并都是予以有限的干预的，从北魏开始实施的均田制延续至唐朝，已长达三百余年，唐朝立国之后，由于人少地多，依然实施的均田制，确保了社会的和谐稳定，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开始出现人多地少的现象，土地兼并和人口流亡现象的出现逐渐导致了均田制的破坏，与均田制相适应的就是建立在户籍清晰基础上的租庸调这一征税制度，即陆贽所谓的“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也就是说，每个年满十八岁的丁男由政府授予一百亩的土地，其中二十亩为永业田，八十亩是口分田，死后还给政府，而后，该男每年要交田租，这是租，还要服一定时期的劳役，这是庸，还要缴纳一定的土特产，这是调。租庸调制是在社会恒定状态下设定的理想的赋税制度，然而，由于土地被豪强所兼并，均田制被破坏，朝廷已经拿不出足额的土地分给农民，可是依然按照原来的规定向农户征收赋税，百姓只好逃亡，再加上战乱的影响，流民的增加，朝廷用度的激增，社会矛盾更加激化，朝廷对豪强兼并土地已无力干预，租庸调制也就走到了末路，各地随意增设税收项目，男丁多的富户往往为了逃税，让家人要么当官，要么出家，而男丁多的穷户却无路可走，造成社会的不公。沉重的赋税负担，让很多百姓逃离本乡，沦为流民或给大户当奴仆，本地土著往往不足百分之四五。在安史之乱之前，唐朝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困境，就曾经尝试在租庸调制之外增设了地税和户税，根据土地占有数量和人户进行收税，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朝廷的税收压力，杨炎上任之后，借鉴了以前的经验，确定了两税法。两税法的大致内容是：一是，先由朝廷根据每年度需要支出的总数，再分摊到各地，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确定当地每年需要上缴的税赋数，称之为“量出制入”，改变了从西周以来朝廷“量入为出”的征收原则；二是，命令各地黜陟使和观察使、刺史评定每家每户财产的多少，确定该户的等级，根据不同的等级进行征收；不论是当地土著还是外来户，全部予以登记，以登记薄为准，予以征收；三是征收标准是“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两税法来源于户税和地税，户税根据每户的财产，地税根据每户所占的土地，就改变了租庸调制以人丁为基础的征收标准，相对公平合理；四是，征收以钱为主，辅以实物，较以往为便利；五是，每年分夏税（六月）和秋税（十一月）两次征收，对于除此之外的其他租庸调杂税，一律不再征收，上述税赋归口于度支部门统一管理，从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体现了社会的公平，史称：“天下便之”。

四百三十四、公报私仇

从大历十四年五月登基到建中元年年初，德宗在即位短短半年时间内，就一连串地出台一系列重大举措，让所有人都刮目相看，以为明君再世、太平可期了。

这也让那些个张扬跋扈的藩镇惴惴不安。淄青节度使李正己畏惧德宗的威名，上书请求向朝廷进贡三十万串钱。德宗原本打算接受，但又唯恐这不过是李正己的一条投石问路之计，担心受其欺骗，丧失脸面，可是，如果予以推辞，又于心不甘，很是左右为难。崔祐甫建议德宗派出使者赶赴淄青镇，以犒劳淄青将士为名，把李正己奏请贡献的钱赏赐给将士们，如此一来，不仅拿李正己自己的钱赏赐给他的下属，让他的下属感激朝廷，而且传出去，还让各藩镇感到朝廷重德义而不看重钱财，树立朝廷良好的形象。德宗听后非常高兴，当即就照办了，朝廷如此措置，令李正己偷鸡不成蚀把米，既十分羞愧，又有口难言，还对朝廷非常佩服。代宗时期，没到元旦、冬至、端午以及皇帝的生日，全国各地都在正轨的税收之外竞相向朝廷进贡，谁进贡的多，代宗就看好谁，各地武将、奸吏借机盘剥百姓，从中渔利。建中元年四月十九日，是德宗三十九岁生日，德宗下诏一律不再接受各地的贡献；李正己和天悦各自向德宗进贡了三万匹丝绸，德宗下令将这批财物全部送入左藏，作为他们应缴的税赋。

一切似乎都有条不紊地进展着，在这短短的多半年里，德宗借国丧之际解除了郭子仪的兵权，将朔方军一分为三，除去了朝廷长期以来的一个心病，又提拔在平定李灵曜之乱中崭露头角的河阳镇遏使马燧为河东节度使，调回半割据状态的西川节度使崔宁，并趁吐蕃入侵西川之际以神策、范阳军入川，调荆南节度使张延赏为西川节度使，又重新控制了西川之地；在朝廷人事方面，德宗相继提拔崔祐甫、杨炎、乔琳为宰相，贬斥黎干、刘忠翼等人，革新政治，倡导节俭，改革税法，一改大历之政因循之风，令人刮目相看，然而，在此期间，也发生了一些不太和谐的事情，让人隐隐地感到了一丝不安。首先还是用人问题。如前所述，常衮和崔祐甫一日之内职位对调，就已经让全体朝臣大跌眼镜，此后又破格提拔杨炎、乔琳，不久，乔琳令德宗非常失望，进而开始疏远举荐乔琳的张涉，又将二人贬斥，这些也都说明了德宗急躁、轻率的性格。乔琳罢相后，崔祐甫又体弱多病，经常请假在家，杨炎就成了唯一的宰相。杨炎虽然协助德宗出台了一系列好的措施，但是此人却心胸狭隘，他是元载一党的核心人物，上台以来，刻意拉帮结派，排除异己，专门打压昔日的非元载系重臣，为以后长期持续的朋党之争开了一个很坏的头，也从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朝廷的向心力。过去，尚书左仆射刘晏曾经担任吏部尚书，杨炎时任吏部侍郎，二人关系不睦；代宗处死元载时，刘晏站在了代宗一边，等到德宗即位后，元载一党沉渣泛起，而刘晏长期负责政府财税，早已让众人眼红，就有人散布舆论，称转运使可以撤销了，还有人污蔑刘晏曾经秘密上书代宗拥立独孤贵妃为皇后。等到杨炎上台后，更是把刘晏视为眼中钉，要替元载报仇，一次，他趁面见德宗之际，哭着对德宗说：“刘晏与黎干、刘忠翼是同案犯，臣身为宰相却不能清除掉此人，罪该万死啊！”崔祐甫反对道：“此事真真假假，说不清楚，陛下既然已经颁布了大赦令，就不该再追究这些捕风捉影之事了。”杨炎还不死心，就建议道：“尚书省是国家的政治中心，过去设置的转运等各使，分割了尚书省的权力，如今该恢复旧制。”德宗听从了，遂下诏命令天下赋税收入的钱和粮食分别归尚书省的金部和仓部管理，罢免了刘晏兼任的转运、租庸、青苗、盐铁等使。不久，德宗又听信杨炎的谗言，借口刘晏奏事不实，将其贬为忠州刺史。司农卿庾准，素无文学才能，但善会巴结人，昔日曾巴结王缙而成为元载王缙一党，被升为中书舍人，元载被杀后，庾准也受到牵连被贬为汝州刺史。杨炎素来与庾准私交很好，等到杨炎拜相后，就把庾准调回了朝廷，担任司农卿。杨炎想借庾准之手除掉刘晏，就改任庾准为江陵尹、兼御史中丞、荆南节度使，当上了刘晏的顶头上司。到建中元年七月，荆南节度使庾准就按照杨炎的意思，上书弹劾刘晏给京兆尹朱泚写信，请朱泚营救，信中多怨恨之词，杨炎又出面证实，德宗信以为真，秘密派遣宦官赶赴忠州，将刘晏勒死。刘晏死后，才指控刘晏企图招募补充州兵，意欲抗拒朝廷，向公众宣布将其赐死。刘晏不仅清廉勤勉，而且头脑灵活，眼光独到，是朝廷不可多得的理财能手，安史之乱后，天下凋敝，如果没有刘晏的苦心经营，开源节流，唐朝能否度过这一艰难时期真的很难说，可以说为唐朝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却死于朝廷政争，不禁令人扼腕，史称：“天下冤之”。杨炎撤销了度支、转运等使，税赋由金部、仓部管理，可由于这两个部门长期没有管理过，相关人员根本没有经验，效率低下，仅仅数月之后，德宗又不得不重新起用谏议大夫韩洄为户部侍郎、判度支，以金部郎中杜佑代理江淮水陆转运使，又恢复了旧制。杨炎的一意孤行，让朱泚、崔宁对其侧目而视，破坏了朝廷大臣之间的和谐氛围。杜佑，字君卿，万年人。曾祖杜行敏曾任荆州益州都督府长史；祖父杜悫，为右司员外郎；父亲杜希望历任鸿胪卿、恒州刺史、西河太守。杜佑以门荫入仕，历任郯县县丞、润州司法参军、抚州刺史。杨炎拜相后，被征召入朝，历任工部、金部郎中、度支郎中、户部侍郎判度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