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百三十、德宗新政（2）

唐德宗在一口气提拔了崔祐甫、杨炎、乔琳三个宰相，又任命有功的西川节度使崔宁、永平节度使李勉为同平章事，即“使相”，这是对二人的褒奖。

大历十四年六月八日，唐德宗还下诏要求恢复过去的制度，凡是六品以上的有名望的官员，虽然并非侍从近臣，也令两名每天在皇帝身边值班，以备皇帝随时咨询。这反映了德宗孜孜求治和求贤若渴的急切心态。在德宗这一指导思想的影响下，不少官员也开始对唐朝建立以来的科举制度进行反思，纷纷上书德宗改革选人用人制度，协律郎沈既济就上书德宗，认为：“选举之法，大抵考察一个人德行、才能和工作实绩这三个方面，可是如今我们在选拔人才时对这三个方面都不重视，却只看一个人的书法好坏、履历如何、言语是否得体、举止是否端庄而已。走路稳重、言语舒缓，这并非一个人的德行；辞藻华丽也并不代表一个人有真才实学；每一年的考评都是上等，也不意味着一个人真的有什么工作实绩，仅仅以此来选拔人才，肯定是不够的。如今的客观情况是，很多人都背井离乡，老家不可能予以举荐；不是只有吏部的人才独具慧眼，在选拔人才方面就不可只交给吏部一个部门。我建议：中央五品以上的高官以及各部门的长官人选，由宰相推荐，吏部、兵部主管参与讨论；六品以下的官员以及州县的幕僚，则允许州、府自行征辟，他们征辟不公的，可以由吏部、兵部予以弹劾、追究，这样一来，责任明确，个个用心。如今的办法则是：由吏部选人，放到地方任职，再由地方考察；一旦一个人不称职，去追究刺史的责任时，刺史就会说是吏部任命的，我不敢不用；去追究吏部侍郎的责任时，吏部侍郎就会说那是根据书法、资历考核任用的，我不能保证他以后是否胜任；去追究具体办事人员时，具体任用此人的办事员也会说我是根据用人规则的规定加减得来的，至于其他方面，我就管不了了。大家相互推诿，结果是谁的责任也追究不到。假如这些低级官吏就是当地郡县刺史自己任命的，如果不称职，刺史的罪过又如何逃避？刺史滥用权力，把他革职即可，可是吏部滥用权力的话，就算免去一个吏部侍郎也无济于事，这是因为，天下人才太多，一个吏部也无法全面深入地了解一个人，而各种规章制度又是那么规定的，吏部具体的办事人员只是照章办事而已，也是没有过错的。因此，我建议：从今往后，各道节度使、都团练使、观察使、租庸使，他们有权自行选拔判官、副将以下官吏，就算其中有些人情，大抵上十分之七的人选会是合格的。这种自行选官的办法其实在中央一级早已施行了，只是还没有普及到地方罢了，两种办法的利弊非常明显：假如各使的幕僚都是吏部选拔的话，岂能肩负起镇守一方、征收税赋的重任呢？”吴既济是唐代较为有名的小说家和史学家，传世作品有唐传奇《枕中记》和《任氏传》；另著有史学作品《建中实录》，已失传。吴既济说的自然是唐朝选人用人的实情，然而，以朝廷任用地方佐官，除了治理百姓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与刺史共治的意思，是中央政府人事权的具体体现，也是防止地方割据的重要举措，如果按照吴既济的说法，中央将很快就失去对各地的有效控制，吏部弹劾将是一句空谈。德宗正欲大力加强中央集权，对于这种只看到事情一个方面而不及其余的迂腐之论自然是不会采纳的。

德宗即位之初就非常勤政。代宗后期，朝廷办事效率低下，很多事务都是一再拖延，各国使者和各地派来进京的奏事官常常滞留在京，有的甚至在京城一待就是几年事还没办完，朝廷还专门在右银台门修建了一座招待所，专门安排这些人，招待所内还住了一些直言上书冒犯了皇帝的人、一些被罢官还未另行安置的人，有人一住就是十年。这批人的人数一直都保持在数百人左右，再加上他们的奴仆、家畜，每年都要耗费政府大量资财。唐德宗早知其中的弊端，即位后，他下令有关部门着手治理此弊：被囚禁的予以释放；办完事的打发回去；该任用的予以任用，每年为朝廷省下粮食一万九千二百斛。大历十四年六月一日，唐德宗下诏大赦天下，同日，他还下诏称：“天下有冤情的人，如果州县不管，可以直接到中央三司使（御史台、门下省、中书省）申诉；三司各派一名御史中丞、中书舍人、给事中，每天在办公室受理案件。经过三司使审理仍然认为有冤屈的，可以敲登闻鼓（自晋朝起来，皇帝为了让百姓伸冤，特意在皇宫门前设置登闻鼓，一旦百姓敲登闻鼓，皇帝就必须亲自审理此案）。另外，从今往后，不得再向皇帝呈报增修寺庙、道观，也不得再申请剃度和尚、尼姑。”此令一下，一时间，前来敲击登闻鼓的百姓非常之多，让德宗忙不胜忙。右金吾将军裴谞上书认为：“这些敲击登闻鼓的百姓为的全是些鸡毛蒜皮之事，如果这些事情全都由皇帝一人亲自处理，那还要各级官吏干什么呢！”于是，德宗又把这些案件全都交给有关部门处理了。裴諝见各级执法官员往往舞文弄法，凭一己好恶，任意轻重量刑定罪，又编写了《狱官箴》以示警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