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百二十八、德宗即位

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这是唐代宗最后一个年头。

刚过新年，二月十二日，代宗的死对头、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就去世了。田承嗣有十一个儿子，但他却看中了自己的侄儿田悦，遂以田悦掌管军队，由自己的儿子们辅佐。田承嗣死后的次日，朝廷即以天悦为魏博节度留后。田承嗣死后不久，淮西节度使李忠臣又出事了。如前所述，李忠臣贪淫好色，把下属将领们的美貌妻妾都**了一个遍，还把军务交给妹夫张惠光全权处理。张惠光小人得志，更是残暴骄横，李忠臣又以张惠光的儿子为牙将，他比他爸爸更加暴虐，令淮西军将士们都是敢怒而不敢言。左厢都虞候李希烈是李忠臣的同族侄儿，深受将士们的爱戴，三月六日，李希烈联合大将丁暠等人发动兵变，杀死了张惠光父子，把李忠臣赶出了汴州。李忠臣单人匹马逃到了京师，代宗因其过去的功劳，任命其为检校司空、同平章事，而以李希烈为蔡州刺史、淮西留后，接着这一事件，朝廷方面趁机又收回了李灵曜事变之后淮西军占领的汴宋原来下辖的汴州、颍州，而以永平节度使李勉兼任汴州刺史，兼管汴州、颍州，移驻汴州。

到该年五月十三日，唐代宗李豫染病，二十一日，李豫下诏命太子李适监国。当天晚上，代宗即在紫宸内殿去世，终年五十三岁。代宗遗诏皇太子在灵柩前即位，由郭子仪暂时代理皇家摄政。二十二日，将李豫的灵柩移至太极殿，二十三日，时年三十八岁的皇太子李适即皇帝位，是为唐德宗。到十月十三日，朝廷把李豫安葬在元陵，庙号代宗。唐德宗对父皇感情淡薄，在安葬之前，他也曾装模作样地下诏要违背父皇薄葬的遗命，要厚葬代宗，但在令狐峘的建议下，他又顺水推舟表示应该遵从父皇的旨意，予以薄葬；在送葬当天，代宗的灵柩车一度行不当道，稍稍偏西而行，在德宗的追问下，有关单位回复道：“陛下本命在午，不敢冲撞。”德宗哭泣说：“怎能为自己而让父皇的灵柩绕行呢！”遂命改变方向正南而行。安葬日期只是大概定到七月，具体日期也没选择，准备妥当之后就仓促安葬了，这固然与德宗本人不喜术数有关，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与父亲之间的关系。正如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不具遵，而唯薄葬之言之必从，将谁欺也？”意思是说，你父亲去世后，一改亡父生前的种种举措，唯独说要遵从亡父的薄葬之言，这与很多嗣君违背亡父薄葬遗言，以厚葬表达哀思形成了鲜明对比，你这么做是想欺骗谁呢？令狐峘，是唐初大臣、撰写《周书》的令狐德棻的玄孙，进士及第。他家在南山的豹林谷有座别墅，安史之乱时，杨绾避难，就住在他家。令狐峘博学，口才又好，深得杨绾的赏识。等到杨绾担任礼部侍郎后，就把他引入史馆修史。不过，令狐峘为人却不地道，过去，他曾受到刘晏的提拔，刘晏当吏部尚书、杨炎当吏部侍郎时，令狐峘是二人的下属，就曾极力巴结刘晏，令杨炎很是不满，后来，杨炎拜相，虽然打击了刘晏等很多对立面，却不知为何唯独对令狐峘不念旧恶，可令狐峘却恩将仇报。一次，前宰相杜鸿渐嘱托杨炎让一个叫杜封的士人进入弘文馆当学生，杨炎因为曾是杜鸿渐的部下，碍于情面就给已任礼部侍郎的令狐峘打招呼，令狐峘就让杨炎在杜封名字下面做个记号。杨炎不知是计，就照办了，结果，令狐峘拿到后，转脸就跑到德宗那里告了杨炎一状，称宰相强迫我录取学生，我如果听命于他的话，就辜负了陛下，可是不从命的话，杨炎就会加害于我。德宗问杨炎原委，杨炎如实回答，德宗大怒，说道：“此人是奸邪之人！”打算把他流放了，杨炎苦苦劝阻，最终将其贬为衡州刺史。

《因话录》记载，德宗刚即位，表现得非常遵从礼法。服丧期间，曾召韩王李迥一起喝马齿羹，汤内不放食盐和奶酪。一位寡居的皇姨持节入宫，打扮得稍稍浓艳一些，德宗看了顿感非常不快，后来，这位皇姨再次入宫装饰如礼，德宗这才以礼相待。《刘宾客嘉话录》记载，德宗降生后，肃宗和代宗都不喜欢，但玄宗看后，却说道：“这真是我的后嗣啊！”回头看看肃宗，说道：“你不及他。”又对代宗说：“你也赶不上他，他仿佛像我。”从在位时间和寿命来说，德宗在位二十七年，寿命六十四岁，而肃宗仅在位七年，五十二岁；代宗在位十八年，五十四岁，不论是在位时间还是寿命确实均不及德宗，德宗是唐朝历史上在位时间仅次于唐高宗、唐玄宗的皇帝，然而，从选人用人、治国理政等方面来说，唐德宗其实并不比其祖父、父亲高明多少。

唐德宗在即位之初，雄心勃勃，他励精图治，试图真正实现帝国的中兴大业，然而，代宗给他留下来的宰辅集团却不争气，朝廷内部的政治争斗也日趋激烈。如前所述，虽说常衮也说得上勤勤恳恳，但个性太过鲜明，刚强急躁，为政苛察琐碎，又无容人之量，与崔祐甫发生直接的冲突。当时还是为代宗服丧期间，群臣每天一早一晚都要到太极殿上哭泣哀悼，大臣哭吊都有一定的规矩，而常衮哭得死去活来，有时哭完退下后，又返回身来再哭，仿佛眷恋不忍离去似的，让同僚们都不以为然。一次，常衮哭到伤心处，一头倒在地上，随从人员中有人慌忙把他搀扶了起来。这时，崔祐甫就指着对大家说道：“臣子在君主灵前哭泣哀悼，还有搀扶的礼仪？”常衮听后，恨得是咬牙切齿。接着，群臣开会商议给代宗服丧多久。常衮认为：“根据传统礼仪，臣子要给君主服丧三年，到汉文帝时，改为服丧三十六天。高宗以来，均遵循汉代的规矩，等到玄宗和肃宗去世时，才以二十七天为限。如今，大行皇帝遗诏称：‘天下官民，三日之后就可脱下丧服。’古代的卿大夫穿丧服的时间都与主上一样，如今皇帝陛下穿二十七天才脱掉，朝廷群臣也该如此。”虽说在古代，丧礼也非常重要，但毕竟丧服穿几天不是一件事关帝国安危的大事，然而，既然常衮与崔祐甫有了矛盾，那么，在崔祐甫看来，凡是常衮支持的，自己就该反对，于是，他站出来立刻唱起了反调，说道：“先帝的遗诏没有区分朝臣和平民，朝野内外都是帝国的天下，全国范围内的官吏们哪个不是诏书上说的‘吏人’？既然遗诏这么规定，我们都应该三天就脱去丧服！”二人围绕着这个问题是你来我往，争得面红耳赤，说到激动处，都是声色俱厉，上纲上线，弄得常衮很没面子。会后，常衮越想越气，连夜上书弹劾崔祐甫轻率变更古礼，请求将其贬为潮州刺史。德宗看后，觉得这个处罚太重了，闰五月三日，改为贬崔祐甫为河南少尹（东都洛阳副市长）。

从肃宗时期开始，因天下事务繁多，宰相常有几位，轮流值班，有时有人请假在家，皇帝就让值班宰相代签其他人的名字，从此形成了一种不成文的惯例。如今，虽然中书令郭子仪和检校司空、同平章事朱泚因军功而被封为宰相，但实际上二人并不参与朝政，真正的宰相只有常衮一人，所以，在弹劾崔祐甫的奏表上就代签了二人的名字。崔祐甫被贬之后，郭子仪和朱泚上书替崔祐甫辩护，唐德宗不知就里，感到非常奇怪，就问二人：“你们二位才上奏说崔祐甫该被贬官，如今又称他没有罪过，这是咋回事？”二人回答并不知情。唐德宗听后不禁大吃一惊，以为常衮胆大包天，竟然敢公然欺君。五日，群臣身穿丧服站在月华门外，唐德宗从中送来诏书，将常衮贬为河南少尹，后来又再贬为潮州刺史【原来他建议要贬崔祐甫的官】，而任命崔祐甫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仅仅时隔一天，事情就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两人职务互换，令群臣无不张口结舌。崔祐甫行至长安近郊的昭应就回来当宰相了，但群臣穿丧服的时间仍然按照常衮的意见。

唐德宗在给代宗守丧，把军国事务全都交给崔祐甫全权处理，崔祐甫的请求，德宗没有一件反对的。安史之乱以来，天下大乱，诸将竞相论功，官爵难免混乱泛滥，永泰以后，天下逐渐安定，元载当权时，官由贿成，只要有钱来求官，都能如愿而去，朝廷制度荡然无存。常衮当权后，矫枉过正，只要不是通过科举考试的，不论贤愚，一律不用，权贵们连一点推荐的特权都没了，形同一介平民。崔祐甫拜相后，为了收买人心，大力引荐人才，每天能任命十几名官员，在他担任宰相不足一年里，就任命了八百名各级官吏，这些人任职后，大多反应良好，比较称职。其实，说崔祐甫为了收买人心也有些失当，这是因为，元载被杀后，朝廷为之一空，亟需人才来填补空缺，如果一直按常衮那样墨守成规，是很不合时宜的。又一次，德宗问崔祐甫道：“有人批评你任用的官员很多与你沾亲带故，这是为何？”崔祐甫回答：“臣屡屡接到陛下的制令，命臣选拔普通官吏，要求对这些人的才能和品行必须做到心中有数。臣如果与其认识，才能对其有所了解，如果与其素不相识的话，岂能了解其才能和品行？臣受到指责的原因大约就来源于此吧！”德宗听后，觉得崔隐甫说的有理——其实，崔隐甫说的是个歪理，可德宗智商平平，被其忽悠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