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宰相元载向代宗建议：“四镇、北庭之军移镇泾川之后，无险可守。陇山险峻，南接秦岭，北抵黄河，如今，我国西部边境直到潘原（今甘肃省平凉市东），吐蕃则驻扎在摧沙堡（今宁夏自治区固原市西北），而原州（今宁夏自治区固原市）则正处于二者中间位置，正对着陇山山口。原州以西的土地都是我国原来的牧马场，水草丰美，而平凉就在原州以东，土地肥沃，只需开垦一个县的耕地，就足以供应守军的军粮了，昔日的城墙堡垒仍然存在，而吐蕃人却没有加以利用，也没有驻扎。每年盛夏，吐蕃人都在青海一带游牧，距离这里非常遥远，如果趁机发兵修筑，只需二十天即可构筑完毕。把马璘的军队移镇原州，再把郭子仪移镇泾州，作为边防军的大本营，然后分兵扼守石门（今宁夏自治区固原市西北）、木峡（今宁夏自治区固原市西南），逐渐打开陇右的通道，一直朝安西推进，夺取吐蕃人的心腹地带，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元载的计划当然好了，但是，理论上可行并不等于实际上可行。也许是郭子仪听说了元载的这一计划，他匆匆入朝面见代宗，上言：“朔方镇是国家的北方门户，二十年来战士消耗非常严重，现存不过过去的十分之一。如今，吐蕃已全据黄河、陇右之地，兼并了羌族、浑族部落，势力要强过我们十倍。希望陛下能够下令各道各自派遣精兵，组织起一支四五万人的军队，如此才是必胜之道啊！”时年已七十七岁的郭子仪与代宗谈及边事，说到动情处，竟然伤心得涕泗横流。退下后，郭子仪又上书代宗，说道：“朔方，国之北门，西御犬戎，北虞猃狁，五城相去三千余里。开元、天宝中，战士十万，战马三万，才敌一隅。自先皇帝龙飞灵武，战士从陛下收复两京，东西南北，曾无宁岁。中年以仆固之役，又经耗散，人亡三分之二，比于天宝中有十分之一。今吐蕃充斥，势强十倍，兼河、陇之地，杂羌、浑之众，每岁来窥近郊。以朔方减十倍之军，当吐蕃加十倍之骑，欲求制胜，岂易为力！入近内地，称四节度，每将盈万，每贼兼乘数四。臣所统将士，不当贼四分之一，所有征马，不当贼百分之二，诚合固守，不宜与战。又得马璘牒，贼拟涉渭而南。臣若坚壁，恐犯畿甸；若过畿内，则国人大恐，诸道易摇。外有吐蕃之强，中有易摇之众，外畏内惧，将何以安？臣伏以陛下横制胜之术，力非不足，但虑简练未精，进退未一，时淹师老，地阔势分。愿陛下更询谠议，慎择名将，俾之统军，于诸道各抽精卒，成四五万，则制胜之道必矣，未可失时。臣又料河南、河北、山南、江淮小镇数千，大镇数万，空耗月饩，曾不习战。臣请抽赴关中，教之战阵，则军声益振，攻守必全，亦长久之计也。臣猥蒙任遇，垂二十年，今齿发已衰，愿避贤路，止足不诫，神明所鉴。”郭子仪的意思很明确，你再听元载的话让我朔方军移镇到更远的地方，我就撂挑子不干了！代宗只好好言劝慰。
兵民是胜利之本。一强制百慧，没有强大的军队和充足的后勤保障，再好的策略也是空谈。抵御吐蕃的主力是长期与敌人交战的四镇、北庭军队和朔方军，各道派来的防秋兵数量非常有限，虽然唐军单兵作战能力、战略战术、武器装备等等都要高于吐蕃人，然而作为长期与敌人激战的朔方等军的兵员消耗却非常惊人，军队又不能得到及时的补充，这才是唐军在与吐蕃人交手中一直处于被动态势的根本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再将四镇、北庭军队和朔方军移镇至原州等地，就算不会发生兵变，也不一定能抵挡住吐蕃人的猛烈反扑，同时，将边防军部署得过于前突，京畿防守又会陷于空虚，势难两全。这也是代宗迟迟不敢下决心的原因，正巧，汴宋节度使田神功率领一千五百名防秋兵入朝，唐代宗就此征求他的意见。田神功也许是出于对元载的偏见，对代宗说道：“行军打仗，就连长期打仗的老将都会感到为难，陛下为何要轻信一个书生之言，要把一国之军都交给他指挥呢？”代宗听了，就搁置了元载的计划。
战后，代宗主动派遣谏议大夫吴损出使吐蕃求和，但吐蕃人却把吴损扣留起来，后吴损就死在了吐蕃。
四百一十九、纷纭世事
吐蕃人贼心不死，回纥人也蠢蠢欲动。
为了避免两线作战，唐代宗一直委曲求全，努力结好回纥人。大历四年把仆固怀恩小女嫁给登里可汗时，朝廷财政非常困难，只好借用朝廷群臣的骡子、骆驼随行，在这种情况下，代宗还拿出两万匹丝绸作为陪嫁送给了回纥人，而回纥人自恃有功，留在长安的使者骄横不法，肆意妄为，双方之间的小摩擦一直不断。
大历七年一月，回纥使者擅自从下榻的鸿胪寺出来，掳掠民间女子，长安治安官吏上前制止，回纥人反而打伤了官吏。继而，他们又组织起三百人骑马直冲皇宫的金光门和朱雀门，试图冲入宫内。当天，皇宫只好紧闭宫门，代宗派遣宦官刘清潭前去安抚，回纥人这才作罢。数月之后，到了七月，回纥人再次擅自跑出鸿胪寺，闯入长安市场强买强卖，把长安县令邵说赶到含光门街，抢去邵说的坐骑，邵说改乘其他马匹逃去，无人敢管。邵说，是安阳人，进士出身，曾任史思明判官，安史之乱后，他参与叛军，负责军事。史朝义失败后，他向郭子仪投降，郭子仪爱其才，就把他留在了自己的幕府。邵说的确很有才干，后来历任秘书少监、吏部侍郎、太子詹事等职。
回纥与唐朝之间的分歧在于买卖马匹问题。自从乾元年间（公元758年）以来，回纥人每年都要请求与唐朝做生意，用他们的马匹来换取唐朝的丝织等日用品，每一匹马要换四十匹绢，而动不动他们都送来数万匹马，并且这些马匹很多都是老弱瘦小的，根本无法使用，朝廷对此非常苦恼：全要吧，没用处，且耗费太大；不要吧，又要得罪回纥人，况且回纥人也会说长途跋涉已经送来了，还要带回，反正理由总是有的。唐朝常常不能全部购买，这就是双方产生矛盾的原因，到大历八年，当吐蕃与唐朝之间的关系又紧张起来时，唐代宗为了取悦回纥人，答应把送来的马匹全部买下，七月，回纥使者告辞北去，用了一千多辆大车才装满了唐朝赏赐的物品和换回的丝绸。然而，这一批使者前脚刚走，第二批又来到了长安，到同月，回纥使者赤心带了一万匹马来到长安，请求互市。有关部门称他这次带的马太多了，请求只购买一千匹。郭子仪认为这样一来会太伤回纥人的感情了，请求拿出自己一年的俸禄替国家购买，代宗没有同意，最后，代宗下令购买六千匹。
到大历九年九月，回纥使者又在白天从鸿胪寺出来，杀死一人，有关部门将其人逮捕后，代宗下令将其释放。次年九月，回纥人再次在白天将一名百姓肚子刺破，流出肠子。京兆尹黎干下令将其逮捕，送往万年监狱，其首领赤心率众冲入监狱，打伤狱卒，劫出此人，唐代宗亦不敢追究。回纥人的暴行让长安百姓苦不堪言。
这几年来，虽然回纥人非常跋扈，但毕竟双方之间没有发生战争，这让唐朝得以专力对付吐蕃，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唐朝恶劣的外部环境，关中地区得以喘息。在地方上，这些年来也发生了一些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