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百一十三、大历初年（3）

这次移镇很快就起到了作用。

次年，即大历四年（公元769年）九月，当吐蕃人再次像前几年那样进攻灵州时，已移镇邠州的郭子仪派遣兵马使浑瑊率领五千精锐部队，北上救援，郭子仪本人则亲率大军推进到庆州。郭子仪的大军已由过去的从河中镇守奉天一线，前突至庆州一线，在应对吐蕃入侵时，朔方军已由在内线被动防御转变为外线主动出击，唐军整个战略态势已大为改观。吐蕃军队被朔方留后常谦光击破后，又组织大军进攻鸣沙，前后绵延四十里，但当他们听说郭子仪带兵前来后，就不战而撤了。

如前所述，这次移镇不仅适应了对敌斗争的需要，而且也为唐代宗、元载除掉鱼朝恩创造了条件。

认真研读史书，我们会隐约地觉得，大约早在大历元年前后，唐代宗琢磨着除掉周智光时，就已经不动声色地开始策划清除鱼朝恩了。吕思勉认为，“肃宗昏愚，代宗则颇阴鸷，”从驾驭全局这方面，唐代宗的确有一些过人之处，就拿清除鱼朝恩的羽翼周智光来说吧。当郭子仪屡屡请求讨伐周智光时，唐代宗拒不答应，一方面为了继续麻痹鱼朝恩，另一方面又起到了离间鱼朝恩与郭子仪关系的作用，然后，到了大历二年（公元767年）一月六日，当所有的人都还沉浸在新年的喜悦中时，唐代宗突然秘密指使郭子仪发兵讨伐周智光，郭子仪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兵渭河之上，很快就促使同华军内部瓦解，未经作战，周智光就已经被杀。此事唐代宗做得干净利落，出手稳准狠，鱼朝恩来不及动作，只好承认既成事实。

除掉周智光只是清除鱼朝恩的开始。

要想清除鱼朝恩并不简单，唐代宗只能依靠元载和郭子仪二人，元载是代宗的大工具，郭子仪则是小工具。在大历元年，唐代宗就破天荒地任命鱼朝恩主持国子监工作，极大地满足他的虚荣心，史称：“上优遇之，加判国子监事，光禄、鸿胪、礼宾、内飞龙、闲厩等使。赴国子监视事，特诏宰臣、百僚、六军将军送上，京兆府造食，教坊赐乐。大臣群官二百余人，皆以本官备章服充附学生，列于监之廊下，侍诏给钱万贯充食本，以供学生厨料。朝恩恣横，求取无厌，凡有奏请，以先允为度，幸臣未有其比。”代宗对鱼朝恩的这种“优遇”，其目的当然不仅仅是为消灭周智光，他深谙“欲取之，先予之”的道理，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加深鱼朝恩与传统士大夫们的矛盾。

与此同时，他选中了元载这个大工具，鱼朝恩得意忘形，与元载有权力之争，且元载善于察言观色，很有能力，是代宗除掉鱼朝恩最合适的工具，然而，元载贪权好利，代宗当然也是明知的，但是，对于代宗而言，每个时期都有一个重点，如今，他的核心任务就是想尽一切办法除掉鱼朝恩，那就得极力拉拢元载，所以，就出现一系列让我们深感困惑的情况，给我们造成代宗很愚蠢的错觉：永泰元年，华原县令顾繇上书指斥元载的儿子元伯和等人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等，代宗一味偏袒元载，将顾繇流放锦州；大历元年二月，元载上书请求：“以后百官奏事，要先向上级禀报，上级禀报宰相，然后再上奏皇帝。”代宗当然知道元载的用意，但还是顺着他的意思，放权给宰相，称：“近来百官奏事繁多，所言大多都是谗间毁谤之言，应先禀报长官、宰相定夺后再奏。”刑部尚书颜真卿不明代宗的真实心态，以理上书直言认为：“郎官、御史，是陛下的耳目，如今让奏事者先禀报宰相，这是自掩耳目啊。陛下如果觉得群臣之言涉嫌诽谤，何不查明所言是否属实？如果不实即可诛杀，属实就该升赏。不如此，就会令天下百姓觉得陛下倦于听政，借此堵塞谏诤之路，臣真替陛下惋惜！太宗皇帝颁布的《门司式》规定：‘没有皇宫通行证的人如果有紧急事务需要入宫禀报，守门卫士也可带其立即入见。’这就是为了防止被臣下欺骗。天宝以后，李林甫当宰相，痛恨上书言事的人，以至于人们不敢开口说话，上情不能下达，下情不能上达，最终导致安史之乱的发生。就算陛下大开征求意见之门，群臣仍然还有人不敢畅所欲言的，何况陛下让宰相大臣们予以压制呢？如此一来，陛下只能听到身边三四个人的话，天下之人从此闭口，陛下也误以为太平无事了，这是又出现李林甫第二了！昔日李林甫虽然专权，群臣不经宰相上奏的，李林甫也只是暗中中伤而已，尚且不敢明令百官先禀报宰相，然后再向皇帝上奏。陛下如果不早早觉悟，逐渐会成了孤家寡人，以后虽然后悔也来不及了！”元载听后，怀恨在心，不久，就借故称颜真卿诽谤，唐代宗将其贬为峡州別驾。以代宗智商，当然知道这些，但此时为了拉拢元载，避免群臣横生枝节，也只能牺牲颜真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