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突厥的骚扰引发了社会固有的矛盾，立即引起连锁反应。绥州（今陕西省绥德县）步落稽（稽胡）白铁余把铜佛像埋到地下，时间长了，其上生了野草，他就谎称：“我在这里屡屡看见过佛光。”挑选日子召集众人开始往下挖，果然挖到了铜佛像，遂说：“谁能见到铜佛像，百病就会痊愈。”于是，远近百姓纷纷涌来，后来信奉他的人越来越多，白铁余就阴谋作乱了。他率众占领了城平县（今陕西省绥德县东），自称光明圣皇帝，设置百官，而后攻陷了绥德、大斌（今陕西省子洲县）两座县城，杀掉唐朝官吏，焚烧百姓房屋。唐高宗命令右武卫将军程务挺、夏州都督王方翼率军前去讨伐，弘道元年四月二十七日，唐军攻克城平县，生擒白铁余，平定了叛乱。

白铁余的叛乱虽然被平定了，但东突厥的叛乱却丝毫没有停息的迹象。五月十八日，阿史那骨笃禄等人率领叛军入侵蔚州（今山西省灵丘县），杀害唐蔚州刺史李思俭，丰州（今内蒙古五原县）都督崔知辩率军在超那山北麓（今内蒙古自治区固阳县以东）截击叛军，却被击败，被叛军生擒。朝廷打算取消丰州，把百姓迁到灵州（今宁夏自治区灵武县）和夏州。丰州司马唐休璟上书提出反对意见，他说：“丰州背靠黄河，易守难攻，扼守交通要道，自从秦汉以来，中央政府就在这里设置了州县，这里土地肥沃，适宜农耕。隋末大乱，将百姓迁往宁州和庆州，致使胡人能够轻易南下，黄河以南的灵州和夏州就成了边境。贞观末年，朝廷招募百姓迁往这里，西北边境才算安定。如今取消了丰州，黄河沿岸就会被东突厥所有，灵州、夏州等州将民不聊生，这对国家十分不利。”朝廷方面才作罢。六月，突厥叛军一部又劫掠岚州，偏将杨玄基将敌人击破。看到军事镇压效果不佳，到十一月，唐朝朝廷又以右武卫将军程务挺为单于道安抚大使，前去招抚阿史那骨笃禄等人。

与东突厥叛乱相配合，吐蕃大将论钦陵也于永淳元年下半年率军开始向唐朝的柘州（今四川省黑水县）、松州（今四川省松潘县）、翼州（今四川省茂县东北）等州发起进攻。唐朝命令左骁卫郎将李孝逸、右卫郎将卫蒲山调发秦州、渭州等州的军队前去迎战；与此同时，吐蕃军队又在西北方向发起了攻势，他们进攻河源军，河源军使娄师德率军迎战，唐军在白水涧（今青海省大通县）八战八胜。唐高宗大喜，夸奖娄师德道：“你能文能武，文官、武官我都给你！”遂晋升其为比部员外郎、左骁卫郎将、河源军经略副使。

这是外患，那么，内忧又是什么呢？回顾高宗一朝，有几个时间节点：一是永徽四年（公元653年）房遗爱案，这是唐高宗与长孙无忌联手清除异己势力的一次行动，它毒化了贞观一朝相对开明的政治气氛；显庆四年（公元659年）长孙无忌谋反案，这是唐高宗联手武则天清除权臣、树立自己权威的一次行动，无形中造成了高宗自己失去宗室、外戚支持的局面；麟德元年（公元664年）武则天开始参与外朝，与唐高宗并称为二圣，唐高宗屈服，武则天加紧了在外朝培养自己势力的脚步，也更进一步地盯紧了唐高宗。总章元年（公元668年），李勣灭高丽；各地旱灾、饥荒。军事上的辉煌，掩盖不了帝国长期积累下来的种种矛盾，大唐帝国已经到了一个拐点；咸亨元年（公元670年），这一年，天下遭遇严重的旱灾；吐蕃攻克西域十八州，撤销安西四镇；高丽叛乱；以薛仁贵郭待封等将讨伐吐蕃，唐军大非川一战大败，即位二十年的唐高宗终于迎来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元二年（公元674年），从新罗撤军；李弘暴死，立李贤为太子。唐帝国已经意识到最大的敌人不在东线而在西线，采取了东线收缩的战略，准备用一个拳头打人，在西线胖揍吐蕃；仪凤三年（公元678年），李敬玄青海一战，大败，准备多年的努力再次付诸东流；接着就是到了调露元年以来的这五年，局势更是每况愈下，岌岌可危。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大唐帝国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呢？还是内部矛盾。随着武则天的崛起，大唐帝国各种矛盾逐渐叠加，政治气候变幻无常，贞观时期的政治风气荡然无存。高宗一朝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武则天的崛起问题，假如没有武则天，高宗一朝极有可能在永徽之政的道理上走得更远一点，正是由于武则天的出现，出现了二圣这一二元体制，出现了更为复杂的权力斗争，出现了本不该出现的清洗，这都让高宗一朝的政治风气逐渐变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间的关系也扭曲了。

到高宗后期，大唐帝国实际情况是：上有多病昏聩的皇帝，内有强悍凶狠的天后，朝中有碌碌无为、明哲保身的朝臣，国家已经到了十分危险的境地而不自觉，统治阶层仍然骄奢淫逸，粉饰太平，无休无止。唐高宗在封禅泰山后，封遍五岳的念头一直没有打消，就算到了永淳元年这么一个大灾之年，他还于七月下令在嵩山南修筑奉天宫，以备封禅。监察御史里行李善感实在是看不过去了，上书劝谏说：“陛下封泰山，告太平，致祥瑞，已与三皇五帝相媲美了。这些年来，连年灾害，颗粒无收，饿殍遍野，四夷交侵，兵戈不断。陛下应该谦恭沉默，以禳天灾，可是您反而不停地修筑宫室，令天下之人无不失望。臣身为国家耳目之臣，深以此为忧！”唐高宗听了，虽然没有惩处李善感，但却拒不采纳。越是孱弱的君主，越是害怕批评，唐高宗就是如此。他还一心想封禅嵩山，《朝野佥载》称，调露中，就想封嵩山，突厥背叛停止；后又想封，吐蕃入侵，又停；到永淳年，又驾临嵩山，民谣讽刺道：“嵩山凡几层，不畏登不得，只畏不得登。三度征兵马，旁道打腾腾。”

史称，高宗一朝自从褚遂良、韩瑗死后，无人敢于强颜直谏，已有二十余年，等到李善感劝谏后，天下之人都高兴地说：“凤鸣朝阳”了。唐高宗曾经派宦官到长江边上把长得好的竹子运回，准备移栽到上林苑中。宦官们一路上作威作福，骄横不法，当他们路过荆州时，荆州长史苏良嗣将他们逮捕起来，然后上书唐高宗，认为：“从远方罗致奇花异草，给百姓带来灾难，这恐怕不是圣人爱护百姓的本意。低贱之人狐假虎威，也会让陛下蒙受恶名。”唐高宗亲自写信解释说明，并命令把竹子扔入江中。苏良嗣，是秦府十八学士之一的苏世长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