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弘系病死的，这一说法主要有以下几种证据：1、李弘本身多病，这在史书上有明确记载，比如，他在咸亨二年监国时，史书就称：“太子多疾病，庶政皆决于(戴)至德等。”2、在李弘死后，唐朝政府给其下的追谥为孝敬皇帝的制中，说：“（李弘）自琰圭在手，沉瘵婴身，顾惟耀掌之珍，特切钟心之念，庶其痊复，以禅鸿名。及腠理微和，将逊于位，而弘天资仁厚，孝心纯确，既承朕命，掩欻不言，因兹感结，旧疾增甚。”沉瘵，就是指肺结核，说的是，自从他被立为太子之后，就得了肺结核，并且说，李弘的死与听说将要受禅有直接关系。3、同年八月十九日李弘安葬于恭陵时，唐高宗亲笔写下《孝敬皇帝睿德记》，其上也说明李弘在听到父皇将要传位给他后“伏枕流欷，哽绝移时，重致绵留，遂成沉痼。”基于上述证据，这一观点的人认为，武则天就算对李弘不满，但也不至于下此毒手。
李弘的死与传说中的武则天亲手杀害自己的亲生女儿、嫁祸于王皇后一样，到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时候就已经成了未解之谜了，因此，他写到李弘死于合璧宫后，又谨慎地写到：“时人以为天后鸩之也。”《资治通鉴考异》里也说：“按：弘之死，其事难明，今但云时人以为天后鸩之，疑以传疑。”如今，这更成了千古之谜，根本也是不会有答案的。
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对这两种说法进行一些评价的：关于武皇后毒死李弘之说，应该是当时人们普遍的认识，宫闱秘闻在当时是最高机密，但没有不透风的墙，越是想要掩盖，就越会走漏风声，因此，这种传闻并非空穴来风，肯定是有来头的，换句话说，假如武则天真的毒死了李弘，正史肯定是不会记载的，那么，人们又能如何传播真相呢？也只能以流言的方式隐秘地传播了。至于支持李弘病死说的人所持的依据，其实也都是值得推敲的：一是李弘死后出台的《制》和《孝敬皇帝睿德记》中大肆说明他是死于疾病，不足为据；二是说武皇后没必要毒死李弘，同样站不住脚：1、观察一个人要系统全面地观察才能得出接近真理的结论，从武则天杀害小公主、杀害魏国夫人、武惟良、武怀运、贺兰敏之以及她掌握大权后大肆屠杀李唐宗室子弟及大臣们来看，武则天此人绝对是一个报复心极强、手段残忍之人；再看她能够为了出人头地，不顾伦理道德，从庶母而嫔妃，继而当上皇后，她又是一个为了达到目的早已把廉耻抛之脑后的人，她有一种强烈的权力欲，谁挡了她的道，谁就没有好下场，李弘既然得罪了她，就只有死路一条；2、留下一个不听话、又有可能登上皇帝宝座的李弘，对武皇后没有什么好处；3、如今武则天可以与丈夫一起处理朝政，等到儿子登基以后，唐高宗就退居二线了，她武则天还有脸面坐在前台指手画脚？因此，这种认为武则天能够很好地控制住嗣君、没必要杀害李弘的推测也是站不住脚的。
所以，一切又都回到了原点。
五月五日，唐高宗下诏追谥李弘为孝敬皇帝。六月五日，唐高宗册立武则天所生的次子、雍王李贤为太子，大赦天下。到次年三月，唐高宗向大臣们提出了让天后武则天暂时掌管朝政的想法。在当时，这一提法可谓骇人听闻，唐高宗一提出，就遭到了朝廷重臣们的一致反对，中书侍郎同三品郝处俊说：“天子主外，天后主内，这是天道。昔日，魏文帝立下训令，要求即便后世有幼主，皇后也不得干预朝政，之所以这样规定，就是为了防患于未然。陛下为何要将高祖、太宗的天下，不传给子孙而要拱手让给天后呢！”中书侍郎李义琰也说：“处俊的话出自一片忠心，还望陛下听从。”李义琰“身长八尺，博学多识，高宗每有顾问，言皆切直”，唐高宗听了，这才作罢。
二百二十六、唐初文学（1）
上元元年，唐朝重臣主要有：
尚书左仆射刘仁轨、尚书右仆射戴至德、侍中张文瓘、中书令郝处俊（上述四人均为八月唐高宗自称天皇、武则天自称天后后任命）、同中书门下三品李敬玄。
上元二年，增加黄门侍郎李义琰、高智周二人为同中书门下三品，其他人事没有变动。高智周,少好学，举进士，后为太子李弘的东宫侍读，参与了《瑶山玉彩》的修撰。
刘仁轨和戴至德分任左右仆射，二人轮流值班，处理投诉。刘仁轨常常甜言蜜语，把人们哄的美滋滋的，对人们的要求总是满口答应，而戴至德则盘根问底，未曾随意许诺，确实有冤情的，则暗中向皇帝报告，因此，人们大多都对刘仁轨赞不绝口，而对戴至德则很不以为然。有人问原因，他回答：“威权是属于君王的，人臣岂能盗用！”有一位老妇人找刘仁轨投诉，当天正巧戴至德值班，戴至德拿来诉状还未看完，老妇人问旁边的人：“这个是刘仆射还是戴仆射？”旁边的人回答：“戴仆射。”老妇人听后，急忙上前，把诉状从戴至德手中夺去，说道：“这是个不懂事的仆射，把诉状还给我！”戴至德笑着给了她。戴至德在朝，显得十分木讷，后来，等到他死后，唐高宗叹息道：“自从我失去了戴至德，再也听不到忠言了。他活着时，从未令我做错事。”遂命人把戴至德生前密奏的奏章找出来，快堆满了书柜，重读奏表，唐高宗边读边哭，朝中人士才对他看重起来。
如果说上元二年大唐帝国政坛上的一件大事就是太子李弘的暴薨，那么，这一年文坛上的大事就是初唐四杰之首的王勃的去世（也有说是在次年即仪凤元年去世的），那么，就让我们借着王勃之死，将唐初的文学做一简单的回顾吧。
历史上对于唐朝各个阶段的划分与文学上的划分不尽相同，这是因为，历史上的划分往往以重大历史事件为标志，而文学上的划分则大多根据文学特色，所以，文学上往往把唐朝文学分为四个时期：一是初唐文学，起自唐高祖武德年间到唐睿宗景云年间；二是盛唐文学，起自唐睿宗景云年间到唐玄宗天宝初年；三是中唐文学，起自唐玄宗天宝年间到唐穆宗长庆年间；四是晚唐文学，起自唐懿宗咸通初年到唐亡。根据这一划分，人们又把初唐文学分成三个阶段：一是前三十年，即唐高祖和唐太宗时代；二是中间三十年，即唐高宗时代；后三十年武则天、中宗、睿宗时代。大致与这种划分方法相契合，根据文学家和各自的文学特色，我们以诗歌为主进行考察，又可以分为几类：
一是陈隋遗老。他们以唐太宗的十八学士为主体，大多继承了六朝绮丽轻艳的遗风，根据文学特色，又可把他们分为以下四类：
1、齐梁体。主要以宫体诗和应制诗为主，作者主要是十八学士等人。虽然自隋文帝就提倡质朴的文风，到唐太宗也屡屡要求文质相符，但积重难返，就连唐太宗本人也经常写一个宫体诗，由于他们处于文坛的最高层，影响很大，因此，这一时期的诗风仍以绮丽轻艳的齐梁体为主，他们主要以宫廷题材为主，内容空泛，无病呻*，社会意义不大，也没有多少新意。
2、慷慨诗等，在这些达官显贵中间，也有为数很少的一部分人写下一些好诗，主要以虞世南和魏征为代表。虞世南被唐太宗成为德行、忠直、博学、文词、书翰五绝集于一身的人，其代表作是《蝉》：“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这首诗借蝉鸣，暗喻自己的美名并非借助于官位，而是全凭自己的才学，故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中评价道：“咏蝉者每咏其声，此独尊其品格。”《岘佣说诗》把这首诗与此后骆宾王和李商隐写的咏蝉诗进行比较后，说道：“三百篇比兴为多，唐人犹得此意。同一咏蝉，虞世南‘居高声自远，端不藉秋风’，是清华人语；骆宾王‘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是患难人语；李商隐‘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是牢骚人语。比兴不同如此。”按：骆宾王的《在狱咏蝉》全文为：“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侵。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李商隐的《蝉》全文为：“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魏征留下的诗歌不多，脍炙人口的还是那首《出关》：“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纵然计不就，慷慨志犹存。杖策谒天子，驱马出关门。请缨系南粤，凭轼下东藩。郁纡陟高岫，出没望平原。古木鸣寒鸟，空山啼夜猿。既伤千里目，还惊九折魂。岂不惮艰险，深怀国士恩。季布无二诺，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