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百二十四、唐新之战（3）
咸亨四年唐军基本上镇压了高丽的叛军，但据朝鲜文献《三国史记》记载，在这一年的下半年，驻扎在高丽的唐军与新罗军队又发生了一连串的战斗：“（九月）唐兵与靺鞨、契丹兵来侵北边，凡九战，我兵克之，斩首二千余级，唐兵溺瓠泸、王逢二河，死者不可胜计；冬，唐兵攻高句丽牛岑城，降之；契丹、靺鞨兵攻大杨城、童子城，灭之。”
唐高宗得知新罗吞并百济、帮助高丽叛军咸亨五年（公元674年）一月，唐高宗任命太子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刘仁轨为鸡林道行军大总管，卫尉卿李弼、右领军大将军李谨行为副大总管，发兵讨伐新罗。唐高宗还下令削去新罗王金法敏的官爵，立其弟右骁卫员外大将军、临海郡公金仁问为新罗王，让其随唐军一起归国。
八月十四日，唐朝政府追赠李渊高祖父李熙为宣皇帝，其妻张氏为宣庄皇后；李渊曾祖父李天赐为懿皇帝，其妻贾氏为光懿皇后；李渊为神尧皇帝，妻窦氏为太穆神皇后；李世民为太宗文武圣皇帝，妻长孙氏为文德圣皇后。为了避免与自己的祖先名号混淆，唐高宗自称天皇，武则天自称天后，并改元为上元元年，大赦天下，因此，这一年又被称为上元元年。
二十一日，唐高宗下诏规定了各级官员官服的颜色，规定：“三品以上的文武官员身穿紫色官服，佩戴金玉腰带；四品穿深红色官服，佩戴金腰带；五品穿浅红色官服，佩戴金腰带；六品穿深绿色官服、七品穿浅绿色官服，均佩戴银腰带；八品穿深青色官服、九品穿浅青色官服，均佩戴黄铜腰带；平民百姓穿黄衣服，佩戴铁腰带。平民以下的商人、手工业者等，不得穿黄色平民的衣服。”
武则天被进号为天后，其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为了进一步把持朝政，分割多多少少会倾向于唐高宗的宰相们的权力，武则天开始大胆起用那些官位较低又名气很大的文士们，组成智囊团。这些人主要包括左史、弘文馆直学士刘祎之，著作郎元万顷（嘲讽高丽不知道守鸭绿江的那位），左史范履冰（河南怀州人）、苗楚客，右史周思茂、韩楚宾等人，武则天以命他们修撰《列女传》、《臣轨》、《百僚新诫》、《乐书》为名，时常将他们召入宫中，进行观察。其间，遇到宰相奏议和百官奏表时，武则天就暗中让他们给自己出谋划策，这批人被人成为“北门学士”，北门学士也成了武则天隐形的宰相集团。刘祎之，常州晋陵人，其父刘子翼在隋炀帝时期任秘书监；入唐后被任命为弘文馆学士，参与修撰《晋书》。刘祎之年少就富有文名，与孟利贞、高智周、郭正一齐名，号称“刘、孟、高、郭”。《全唐文》卷七百二十一《李肇·翰林志序》称：“初，国朝修陈故事，有中书舍人六员专掌诏诰，虽曰禁省，犹非密切。故温大雅、魏徵、李百药、岑文本、褚遂良、许敬宗、上官仪，时召草制，未有名号。乾封以后，始曰‘北门学士’。刘懿之、周思茂、元万顷、范履冰为之。”《石林燕语》也称：“唐翰林院在银台之北。乾封以后，刘袆之、元万顷之徒，时宣召草制其间，因名‘北门学士’。”也就是说，北门学士之称从乾封年间就开始了，但《资治通鉴》将此放在了上元二年，暗示北门学士成为武则天的智囊团是在武则天被封为天后以后，但实际上，这种事情是并无确切的时间界限的。
正是在北门学士们的建议下，到了该年十二月，武则天就上书唐高宗，提出以下十二点建议：“一、劝农桑，薄赋徭；二、给复三辅地；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四、南北中尚禁浮巧；五、省功费力役；六、广言路；七、杜谗口；八、王公以降皆习《老子》；九、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十、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十二、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武则天提出的这十二条建议，其目的就是为了缓和社会矛盾，与民休息。自唐高宗龙朔年间以来，唐朝盛极而衰，十余年间连年用兵，再加上水旱灾害、中间又封禅泰山，百姓困苦，社会矛盾加深，这些建议就是针对这些情况提出的，唐高宗一一予以采纳。
武则天建议的第三条就提出了息兵，这当然是停止讨伐新罗的战争，然而，刘仁轨已经到了新罗前线，要是一仗不打就灰溜溜地回国，这显然无法向天下人交代。
刘仁轨率领来到朝鲜半岛后，径直渡过瓠芦河（应为临津江），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唐军在七重城（疑为在今首尔附近,即首尔以北、临津江以南）大破新罗军队；他又命令靺鞨军队渡海，避实击虚，直插新罗南境，斩杀俘虏了很多新罗军民。这时，唐高宗下诏任命李谨行为安东镇抚大使，驻扎在新罗的买肖城（当在今韩国境内）相机而行。李谨行三战三捷，新罗国王金法敏见再继续打下去，可能有灭国之危，于是派使者前往唐朝谢罪，进贡，唐高宗顺水推舟，下诏恢复了金法敏的官爵，命金仁问中途返回长安。
据《三国史记》，双方之间的战事并没有就此停止，前线仍在战斗。虽然新罗占据了百济大部分土地，但薛仁贵仍在百济坚守着，九月，薛仁贵以新罗人风训为向导，率领唐军进攻泉城，被新罗军队击败，唐军被杀一千四百人，新罗夺取唐军战舰四十艘、战马一千匹；二十九日，新罗军队又将李谨行率领的唐军从买肖城击退，新罗遂沿着安北河构筑工事。此后，唐军、靺鞨军队、契丹军队屡屡进攻七重城、石城、赤木城等城池，与新罗军队大大小小打了十八次战斗，互有胜负。
显然，金法敏虽然表示谢罪，但唐军还占领着高丽大部和百济、新罗一部，其中，百济在金法敏眼里早已被唐太宗许给自己，高丽南境的一部分城池原来也是新罗的，后被高丽占领，在他看来也应属于自己，更不用说唐军新占领的新罗领土了，在这种情况下，前线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停战。由于刘仁轨大军的撤离，前线唐军很快就陷于被动，另据《旧唐书?薛仁贵传》记载：“寻而高丽众相率复叛，诏起仁贵为鸡林道总管以经略之。上元中，坐事徙象州，会赦归。”史书在记载薛仁贵被任命为鸡林道总管后，紧接着就写到上元年间因事被流放之事，薛仁贵为什么被流放？应该与在百济作战有关，由此大约可以得出，上元二年下半年唐军失利，应该是可信的。
到公元676年的仪凤元年二月六日，唐高宗下诏将安东都护府从平壤迁到辽东故城（今辽宁省辽阳市），汉人担任安东都护府官职全部解职；又将熊津都督府从朝鲜半岛百济旧都扶余城迁到建安故城（今辽宁省盖州市），归顺唐朝的百济百姓原来迁到徐州、兖州等地的，也都随之迁到建安故城一带，但百济方向的战斗却还是没有停止，《三国史记》记载：“与薛仁贵战於所夫里州伎伐浦，败绩；又进大小二十二战，克之，斩首四千馀级。”此后，熊津都督扶余隆和薛仁贵也都回到国内。到了仪凤二年（公元677年），唐高宗又生了经营辽东的想法，该年二月二十四日，他下诏以原高丽国王高藏为辽东州都督，封为朝鲜王，派回辽东，让其安抚高丽余众；在唐朝国内各州的高丽百姓也都一同送回；又以司农卿扶余隆为熊津都督，封为带方王，也将其送回，命其安抚百济余众；再将安东都护府迁到了新城。当时百济已饱经战乱，非常荒凉，又隔着大海，唐朝政府命其暂时借住在高丽境内。
然而，高藏回到辽东后，却暗中与靺鞨人联络，阴谋背叛唐朝，事情败露后，他被唐高宗流放到了邛州（今四川省邛崃县），不久就死掉了；高丽百姓再次被迁到河南、陇右等各州，家境贫寒，无力长途迁徙的，被留在安东城（即今辽宁省抚顺市以北）附近。高丽的很多土地都被新罗占领，新罗还在高丽旧地扶植了一个安胜傀儡政权，作为与唐朝之间的一个缓冲，不少高丽百姓分散流落到靺鞨、突厥；百济的扶余隆也不敢回国，高氏高丽国和扶余氏百济就此灭亡了。
唐新之战横跨唐高宗咸亨、上元年间，影响波及仪凤年间，以唐朝政府退出熊津都督府和高丽一部而告终，此后，朝鲜半岛上新罗一国独大，占据了平壤以南朝鲜半岛的大部分地区。所幸的是，唐朝安东都护府还继续保留着，多多少少留下点龙朔年间灭掉高丽后的胜利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