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百零九、昏明之间
房遗爱案和长孙无忌案另一个惊人的相似之处是：这两个关系到朝廷重臣的大案，唐高宗竟然都没有亲自询问，直面要犯！前者，他哭着向长孙无忌等人求情，希望能饶了叔父荆王李元景和哥哥吴王李恪，后者，又是哭泣道：“我家门不幸……此事属实的话，我该如何是好？”唐高宗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果真懦弱无能吗？
旧史以及主流史学家诸如陈寅恪、范文澜、岑仲勉等人公认其为“昏懦之主”，理由主要在于：其委政于武则天，最终令大唐基业倾覆于武则天之手，假如不是武氏一门式微、百姓不忘李唐恩德，唐朝很有可能成为历史上又一个短命王朝，因此，《新唐书》就将其比作是令西周灭亡的周幽王，直斥其为“昏童”，称：“《小雅》曰：‘赫赫宗周，褒姒灭之。’此周幽王之诗也。是时，幽王虽亡，而太子宜臼立，是为平王。而诗人乃言灭之者，以为文、武之业于是荡尽，东周虽在，不能复兴矣。其曰灭者，甚疾之之辞也。武氏之乱，唐之宗室戕杀殆尽，其贤士大夫不免者十八九。以太宗之治，其遗德余烈在人者未远，而几于遂绝，其为恶岂一褒姒之比邪？以太宗之明，昧于知子，废立之际，不能自决，卒用昏童。高宗溺爱衽席，不戒履霜之渐，而毒流天下，贻祸邦家。呜呼，父子夫妇之间，可谓难哉！可不慎哉？”
近年来，有不少人对此提出质疑，他们的理由主要是：1、唐高宗聪明仁厚，好学勤政；2、唐高宗在位期间，唐朝疆域空前；3、唐高宗能够知人善任；4、唐高宗在位后期，虽然委政于武则天，主要是身体原因，是出于两人的感情，并非懦弱。
评价一个人既困难又容易，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会得出迥异的结论，我们无意下结论，仅就永徽、显庆年间发生的事做一分析。唐高宗一直有头痛病，这可能是李唐皇室的遗传病，对此，唐太宗生前在辽东前线给李治写的《两度帖》可作佐证。该帖内容为：“两度得大内书，不见奴表，耶耶忌欲恒死，少时间忽得奴手书，报娘子患，忧惶一时顿解，欲似死而更生，今日已后，但头风发，信便即报。耶耶若少有疾患，即一一具报。今得辽东消息，录状送，忆奴欲死，不知何计使还，具。耶耶，敕。”翻译成白话文是：“我已经两次收到大内送来的文书，却还不见稚奴你的书信。爸爸我担心的要死。刚才忽然得到稚奴你的亲笔手书，说娘子生病了，我的担心害怕顿时消失了，就好像死而复生一样，从今以后，如果你的头风病发作，就立刻写信告诉我。爸爸我如果生病，也会一一写信告诉你。今天得到辽东（战场）消息，抄录一份给你。想你想得要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去，要说的就这些。爸爸，敕。”由此可知，李治是一直有这个病的，健康原因应该是其后来逐渐将朝政托付给武则天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他在处理房遗爱和长孙无忌这两个大案中显出一副无助的样子，是否可以成为其昏懦的证据呢？证据不足。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先看这两个大案产生的背景。房遗爱案产生前，唐高宗继位时间还不长，朝中各种势力错综复杂，李泰以及与其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人还未清除干净，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那时，唐高宗的人还没有全部把持朝政，于是，房遗爱案就出现了；长孙无忌案呢？有理由相信，当唐高宗的后宫斗争渐趋白热化，唐高宗在决定抛弃王皇后和萧淑妃时，应该对武则天入主后宫做出过精细的评估，也就是说，在他看来武则天当皇后要比王皇后对他更有帮助，然而，在废立皇后一事上，长孙无忌却站在了皇帝和昭仪的对立面，唐高宗和武昭仪都是“不悦”的，而当长孙无忌案发时，却只说武则天一直对其怀恨在心，这显然是替唐高宗遮掩，当皇帝与宰相之间出现不和谐时，长孙无忌的悲剧也就注定了，所以，房遗爱和长孙无忌两案的结果均对唐高宗有利，他的皇权得到了极大的加强。如此看来，唐高宗的哭泣既有可能真的是出于自身的昏懦，但也有可能是故作姿态——有对可以注重自己史书形象的老爸，唐高宗自然也会矫揉造作的。
那么，我们是否就此能得出唐高宗不是昏懦之主的结论呢？还不能。回头看看质疑唐高宗非昏懦的人所提出主要理由：1、唐高宗聪明仁厚，好学勤政，这并不代表不昏懦。一个人纵有千般才艺，也只能说明其在某一方面有特殊的才能，与心性是否明白，是否有深谋远虑无关，也与客观上对帝国是否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无关，这类人在历史上比比皆是，商纣王、宋徽宗等等；2、唐高宗在位期间，唐朝疆域空前，这同样经不起细致的推敲。一个时代的鼎盛固然与最高统治者有一定关系，但并不必然代表着最高统治者就一定英明，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甚至不排除神秘的气运问题，起码就永徽、显庆年间唐朝疆域的开拓，很大程度还是唐太宗打下的坚实基础；3、唐高宗能够知人善任；他们举出唐高宗一朝出现的很多名臣，但《新唐书》却直接说，唐高宗用错了武则天，致使家国倾覆，子嗣被杀，这是最大的昏庸，用一群能干的大臣与用了一个倾覆社稷的皇后，到底是明还是昏，不言自明。4、唐高宗在位后期，虽然委政于武则天，主要是身体原因，是出于两人的感情，并非懦弱。这一点大约是真的，但立论者基于此能排除唐高宗的懦，却无法排除他的昏——其实，没人愿意被人称自己昏，昏君也不乏小明，甚至他们自以为自己很聪明，但却没有大智慧，在大得失面前，小聪明就该被称为昏庸。
在这些年间，唐高宗的确还是有些“小明”的。显庆元年四月的一天，他对侍臣们说：“朕思考养育百姓之道，一直没有头绪，你们说说。”当时还未被免官的来济回答：“昔日，齐桓公出巡，看见一位又冻又饿的老人，下令赏赐给老人食物，老人说：‘希望您把食物赏赐给全国饥饿的人。’又赏赐给老人衣服，老人说：‘希望您把衣服赏赐给全国挨冻的人。’齐桓公回答：‘寡人国库里的粮食、衣物岂能把全国饥寒的人都赏赐到？’老人说：‘国君不让百姓在农时服劳役，百姓就有余粮了；国君您不让百姓在桑蚕时服劳役，百姓就有衣服穿了。’所以，国家养育百姓，只要轻徭薄赋就够了。如今，山东服劳役的人一年下来动辄数万，令百姓亲自服役，百姓们就很疲劳；让百姓们交钱代替，那么百姓负担就会加重。臣希望陛下考虑，除去必需的劳役外，其余一律予以免除。”唐高宗答应了。
唐高宗自从即位以来，一直每天都要处理政务，直到显庆二年五月，宰相们上奏说如今天下无事，请他隔一天处理一次，唐高宗这才开始隔日处理政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