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敢正面与唐朝为敌，但薛延陀却经常骚扰东突厥俟利苾可汗李思摩，而李思摩在突厥部众心里威信也不高，突厥部众根本不听他的，贞观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当唐太宗还在洛阳时，已经出塞的突厥人突然哗变，丢下李思摩，纷纷南渡黄河，并派人请求唐太宗允许他们住在胜州（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黄河南岸）、夏州（今陕西省横山县）一带；李思摩则狼狈回到洛阳，唐太宗并没有责怪他，任命其为右武卫将军。唐朝群臣都认为：“陛下正要远征辽东，而把突厥人安置在黄河以南，距离京师不远，岂能保证不出意外？希望陛下留在洛阳，派诸将东征。”唐太宗却说：“夷狄也是人，他们的性情与我们并无不同。君主只怕给予人的恩惠太少，不该对异族猜忌：恩德多了，自然亲如一家；猜忌深了，骨肉也会成为仇敌。隋炀帝无道，早已失去了人心，辽东之战，很多百姓都砍断自己的手脚，以躲避兵役，杨玄感率领运输队在黎阳造反，这都不是夷狄干的。朕如今亲自东征高丽，百姓踊跃参军，招募十个来了一百人，招募一百个有上千人报名，那些没有选上的都满口怨言，怒形于色，这与隋朝时怨民不啻天壤之别！突厥人又穷又弱，我接纳他们，养育他们，能够想象得到他们对我的感激之情，已深入骨髓，岂肯为患！况且，他们与薛延陀人习性差不多，不北去投靠薛延陀，而南渡投奔我，就可一目了然了。”说完，唐太宗扭过头对褚遂良说：“你负责起居注，你给我记下来：我保证，从今往后十五年，突厥人不会制造边患。”
话虽这么说，唐太宗对北边防御还是十分重视的，他主要做了以下安排：一是以八妹夫执失思力（九江公主之夫）率领南迁的突厥人，驻扎在金山道，防御薛延陀。二是以十五妹夫、右卫大将军薛万彻为代州都督，镇守代州（今山西省代县），与胜州都督宋君明一起防御北面。按：《新唐书?诸帝公主》称：“丹阳公主，下嫁薛万彻。万彻蠢甚，公主羞，不与同席者数月。太宗闻，笑焉，为置酒，悉召它婿与万彻从容语，握槊赌所佩刀，阳不胜，遂解赐之。主喜，命同载以归。”三是以左武候将军薛孤吴镇守灵州（今宁夏自治区灵武县），防御西北面。四是恐吓薛延陀。听说唐太宗将要东征，真珠可汗派人入朝进贡，其实是探听消息。唐太宗毫不含糊，对薛延陀的使者说：“回去告诉你们可汗：如今，我们父子东征高丽，你想要入侵，就赶快给我来！”真珠可汗听后，更加恐慌，派人请求发兵协助东征，唐太宗没有答应。军事斗争，虚虚实实，实中有虚，虚中有实，唐太宗的迷魂阵着实令真珠可汗左右不是。
二、国内部署。
以长安、洛阳、定州三点为依托，相互呼应，在这三点上分别安排房玄龄、萧瑀、太子李治驻守，与辽东前线连成一线。
从幽州到洛阳距离遥远，隋炀帝东征时杨玄感叛乱后，如果杨玄感不滞留在洛阳城下，是有从容入关时间的，唐太宗正是汲取了这一教训，在幽州与洛阳之间又增加了一个据点——定州，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既能增援辽东前线，又可以兼顾洛阳。在这三点的人事安排上，唐太宗也是匠心独运：
先说定州。
唐太宗既没有把太子李治的大本营安排在长安，也没有安排在洛阳，却安排在了定州，这多少出乎人们的意料，但这正是唐太宗的过人之处。贞观十八年这一年太子李治年仅17岁，如果把他安置在长安或者洛阳，一旦有人挟持太子阴谋作乱，那麻烦就大了，而把太子李治放在定州，不仅与唐太宗距离很近，便于兼顾，而且等于是唐帝国的政治中心暂时移到了河北地区，对其他各方兼有一种强大的威慑力。
再说洛阳。
唐太宗任命特进萧瑀为洛阳留守。特进是文散官，不管具体事，级别是正二品，但实际上，在李治被立为太子后，萧瑀就被任命为太子太保，为从一品。
萧瑀出身高贵，在唐高祖武德年间就已经是尚书右仆射了，那时候的房玄龄和杜如晦不过是秦王府里的幕僚而已。等到唐太宗即位后，房玄龄和杜如晦成了新贵，而萧瑀却压在他们头上，双方之间自然而然地就产生了矛盾，当时的唐太宗偏袒房杜二人，这令萧瑀非常窝火。《新唐书?萧瑀传》称：“贞观初，房玄龄、杜如晦新得君，事任稍分，瑀不能无少望，乘罅切诋，辞旨疏躁。太宗怒，废于家。”到贞观九年，唐太宗对萧瑀的看法逐渐改观，并以“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相赐，在随后的几年前太子李承乾与魏王李泰之间的争斗中，隐约可以看到房玄龄和魏征等重臣介入其间，这更令唐太宗对一向以忠直自诩又与房玄龄势同水火的萧瑀青眼有加。萧瑀与房玄龄的矛盾是公开的，据《新唐书?萧瑀传》记载：“每燕见，辄言：‘玄龄辈朋党盗权，若胶固然，特未反耳。’帝曰：‘知臣莫若君。朕虽不明，宁顿懵臧否？’”萧瑀一遇到能给唐太宗说话的机会，就说房玄龄的坏话，可见二人的关系已到了什么程度。
唐太宗令房玄龄和萧瑀分别留守长安洛阳两地，就是让他俩相互牵制，尤其是让萧瑀来监视长安的房玄龄。
登上城墙，呐喊鼓噪，焚烧城墙四角的碉堡，渊盖男建想拔剑自杀，又被人救活，遂被唐军活捉。
高丽遂告灭亡。
唐朝从贞观十八年唐太宗东征高丽至今，前后经历二十五年之久，如果再从大业八年（公元612年）隋炀帝第一次东征高丽算起，中原王朝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连续作战，并承受了一个王朝灭亡的代价，才终于将高丽灭掉，代价不可谓不大，也确实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战争。
最后说长安。
如今的房玄龄身上最大的官是司空，与司徒长孙无忌均为正一品，可谓人臣之极了，但自从废黜太子李承乾事件之后，唐太宗对房玄龄的态度就变得非常微妙了。说到房玄龄，就不得不提及贞观十七年的立储风波。贞观十七年以前，房玄龄在朝中的势力非常之大，他从贞观三年（其实在唐太宗即位之后就已经是实际上的首辅了）担任尚书左仆射，一直总理朝政，况且，他与杜如晦一样“引拔士类，常恐不及”，因此，在士大夫中间享有很高的声望，其地位难以撼动。而长孙无忌虽说是第一功臣，但在朝野却口碑不佳，很少有人买他的帐，就连欧阳询也曾在宴会上嘲讽他道：“索头连背暖，漫裆畏肚寒。只因心浑浑，所以面团团。”李靖也曾一针见血地评价他：“外貌下士，内实嫉贤。”贾嘉隐更把他比作是鬼。长孙皇后洞悉哥哥的缺点和朝廷内部复杂的政治斗争形势，在她的干预下，长孙无忌一直游离于权力核心层之外，但是，到了贞观十七年，由于立储风波长孙无忌拉拢褚遂良成功翻盘，利用唐太宗害怕太子势力威胁皇权的局面重演这一心理，把势力很大的魏王李泰、房玄龄集团一举摧毁，这才成为朝廷上名副其实的第一重臣，把房玄龄打为次辅。
在沉重打击了房玄龄集团之后，唐太宗并没有将房玄龄等人弃之不用，为了朝局的稳定而采取了刻意淡化矛盾的策略，比如，他不仅没有惩处提议册立魏王李泰的刘洎和岑文本，相反，在晋王李治被立为太子之后，他还下令让他们与马周、褚遂良一起轮流与太子亲近，不久，又以刘洎为侍中、岑文本为中书令、马周为守中书令。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自从魏王李泰被打下去之后，房玄龄一党就已预感到了灭顶之灾即将到来，以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的个性，是决不会放过他们的。岑文本升职以后，回到家中，面露忧色，唉声叹气。其母问他原因，岑文本回答：“既没有功劳，又不是亲旧，却蒙受不该给的荣禄，位高责重，所以忧愁恐惧。”亲友们前来祝贺，岑文本却说：“今天，我只接受吊唁，不接受祝贺。”岑文本的弟弟岑文昭喜欢交接宾客，唐太宗听说后很不高兴，就对岑文本说：“你的弟弟太喜欢交游了，恐怕也会连累到你，朕打算把他外派出去，你看如何？”岑文本哭泣道：“臣的弟弟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老母对他特别喜爱，从未一连两天与他暂离。如今如果把他外派，母亲肯定会忧愁憔悴，如果没有了这个弟弟，我母亲也活不成了。”遂一直哭泣不止。唐太宗顿生怜悯之情，只是把岑文昭叫来斥责一顿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