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二十五日，太子李治上书，称：“李承乾和李泰只有随身衣服，饭菜粗劣，难以下咽，非常可怜，请求陛下命令有关部门从优供给。”唐太宗同意了。黄门侍郎刘洎上书建议：“太子应该加强学习，亲近师友。如今，太子入宫侍奉陛下，动辄十天半月，与师傅以下的官员接触很少。希望陛下多少抑制一点爱护子女的私情，眼光更长远一些，则天下幸甚！”于是，唐太宗就命刘洎、岑文本、褚遂良和马周轮流前往东宫，与太子谈论。
六月九日，太常丞邓素出使高丽回来后，请求增加怀远镇（今辽宁省辽阳市西北）的边防军。唐太宗说：“‘远方的人不服，应修文德令他们前来。’我没听说过增加一二百名边防军就能吓唬住人家的！”
闰六月四日，唐太宗对侍臣们说：“自从立下太子后，朕一有机会，对他就加以教导：见他吃饭，就对他说：‘你只有知道了稼穑的艰难，才能永远有饭可吃。’见他骑马，又会对他说：‘你只有让它有劳有逸，给它保持体力，才能永远有马可骑。’见他乘船，还会对他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百姓们就如同水一样，君王就像舟一样。’见他在树下休息，就对他说：‘木材被划线以后才能锯直；君主只有接受谏言才能成为圣王。’”
十日，唐太宗下诏命令太子李治掌管左右屯营兵马，大将军以下均受其指挥。二十九日，又改封东莱郡王李泰为顺阳王。
贞观十七年的这场巨变，不仅太子李承乾、魏王李泰双双被废，而且他们二人的党羽也受到毁灭性的打击。除了前述之外，中书侍郎兼太子左庶子杜正伦也受到了波及。当初，太子李承乾失德，唐太宗曾偷偷对杜正伦说：“我儿脚上患病也还罢了，可是，他却亲近小人，疏远贤良，你替我好好考察考察，如果真的不行，你要如实向我禀报。”杜正伦屡屡劝谏太子李承乾，但李承乾不听，情急之下，可能是出于想吓唬一下李承乾，杜正伦竟把唐太宗说过的话告诉给了他。这下非同小可，此时李承乾已经把杜正伦看作是自己的对立面，遂一不做二不休，公开写下奏表质问唐太宗可有此事，弄得唐太宗非常尴尬。泄露禁中之言，也算是条大罪了，唐太宗大怒，责问杜正伦为何如此，杜正伦回答：“我是想吓唬他来着，希望他能改过自新。”唐太宗余怒未消，当时就把杜正伦贬为毂州刺史。等到李承乾被废后，七月十四日，唐太宗又把杜正伦再贬为交州都督。
按理说杜正伦虽然是泄露了禁中之言，但用心良苦，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罪过，只是由于李承乾的被废，唐太宗出于清除太子一党才把杜正伦赶出了京师的。过去，魏征曾经向唐太宗举荐过杜正伦和侯君集，称二人均有宰相之才，请求唐太宗提拔侯君集当尚书仆射，还说过：“国家安不忘危，不能没有大将，请求把各卫的军队都交给侯君集统领。”唐太宗当时觉得侯君集这人好说大话，没有采纳。等到侯君集参与谋反、杜正伦又被贬斥之后，唐太宗遂开始怀疑魏征生前也与李承乾有勾结，与侯君集和杜正伦等人结党营私。又有人揭发说，魏征生前曾把自己写的谏书都拿出来让起居郎褚遂良看过，（目的是为了青史留名），唐太宗听了，心里更恼火了，他下令撕毁了衡山公主与魏叔玉的婚约，并派人到魏征的墓地把自己给魏征写的墓碑也推倒了。
唐太宗是古代明君的代表，魏征是古代贤臣的翘楚，在魏征生前，虽然唐太宗也曾给魏征红过脸，但总体来说二人之间的关系是融洽的，唐太宗对魏征是佩服的，敬重的，而魏征也是不计个人得失，经常能够犯颜直谏，史称，魏征虽然容貌不过中人，是个再寻常不过的小老头，但他学识渊博，内心忠直，品格高尚，在劝谏时总能有礼有节，既站在一个很高的层次，又能够做到深入浅出，因此，往往让唐太宗不得不听从。魏征去世后，唐太宗曾哀叹自己失去了一面镜子，仅仅过去九个月，他的话还言犹在耳，却悔婚毁碑，的确令人寒心，也由此可见，自古以来要想做到真正的君臣相得，又是多么困难啊！
魏征活着的时候，唐太宗本人虽然能言善辩，但还是有所忌惮的。如今，没有了这面镜子，唐太宗变得更加固执了，也更加独断专行了。过去我们说过，玄武门之变一直是唐太宗的一个心病，贞观之治也一直是他赖以为傲的政治资本，在他看来，可以多多少少弥补囚禁老父、杀害兄弟的恶名，所以，长期以来，他都想看看史书是如何记载的，对自己是怎么评价的。他曾经问监修国史的房玄龄：“前代史官修史都不让君主阅览，这有什么道理？”房玄龄回答：“史官不会做虚假的赞美，不会掩盖君主的恶行，如果君主看到后，一定会勃然大怒，所以不敢献上。”唐太宗立即表示自己与过去的君主不一样，他说：“朕的想法与前代的君主不同，我是想看看史书，好了解过去做错的事，作为将来的教训，你们把撰写的史书拿来吧。”谏议大夫朱子奢说：“陛下圣德，没有做过什么错事，史官记载的，理应都是好事。陛下看看起居注，当然没什么不好，可要是后世子孙以此为法的话，就怕以后出了不好的君主，文过饰非，则史官就难逃被杀的命运了。如此一来，史官们就会见风使舵，只求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千年以后，谁还能知道真实的过去？所以前代的君主是不看史书的，原因在这里。”但唐太宗就是不从。
房玄龄遂与给事中许敬宗等人把史书删改，形成《高祖实录》、《今上实录》，七月十六日，送给了唐太宗。当然，唐太宗最关心的是六月四日那天发生的玄武门之变，史称，他看到写的很隐晦，就对房玄龄说：“过去，周公诛杀管叔蔡叔，安定周朝，季友毒死哥哥叔牙，为的是安定鲁国。朕的所作所为，也是此类，史官何必要隐瞒呢！”遂下令删去浮华的词句，“直书其事”。
唐太宗这一举动实际上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也让人更不相信经过贞观史臣们篡改后的史书的可信度了。根据史书记载，在许敬宗版的《高祖实录》、《今上实录》出笼之前，是有秉笔直书的史书的，在唐太宗的要求下，房玄龄和许敬宗等人才鼓捣出了这两个实录，实录送给唐太宗审阅后，唐太宗发现二人作伪的技术太差了，因为，他知道，玄武门事件要想瞒，是根本瞒不住的，与其隐瞒，倒不如从其他方面铺垫、组织、设计、营造玄武门之变的正当性，也就是唐太宗即位的正当性。为此，唐太宗给房玄龄做出指示，把玄武门事件提高到与周公杀乱臣贼子的高度，一旦行动具有了道义上的正当性，那么行动的具体细节（除了那些可能影响到这一目的的）也就无所谓了，把那些个隐晦的词句删掉，就算写出其中的过程也不打紧。不过，唐太宗显然高估了自己的智商、低估了后人，虽然为了体现自己夺位的正当性，贞观史官从太原起兵时就开始为唐太宗营造氛围，但可惜的是，他们可以篡改史书，但却无法封住其他的嘴巴，同时代的人还给我们留下了其他史料，使得我们能够找出一些蛛丝马迹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