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六十九、太子失德（1）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问侍臣们：“当今国家哪件事最紧迫？你们说说各自的想法。”

尚书右仆射高士廉回答：“养育百姓最紧迫。”

黄门侍郎刘洎说：“安抚四夷最紧迫。”

中书侍郎岑文本回答：“《传》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由此可见，礼义最急。”

谏议大夫褚遂良回答：“如今四方都仰慕陛下的恩德，也都不敢为非作歹，但是，太子、诸王要定下名分，陛下应订下一个规矩，令后世效法，这才是最紧迫的。”

这话说到了唐太宗的心里，他说：“你这话说的对。朕年将五十岁了，已感觉身体逐渐衰老了，既然我已经立长子为太子，但我的兄弟和庶子们将近四十人，我也时常对此感到忧虑。自古以来，无论是嫡子或是庶子，假如身边没有好的大臣辅佐，也都难免破家亡国。你们要替我寻找贤德之人辅佐太子，宗室诸王也要有正直之士辅佐。不过，侍奉诸王的官员任职不宜过长，任职时间长了，双方之间就会产生深厚的感情，非分之想往往由此而生，王府的佐官连续任职不得超过四年。”

正如唐太宗说的那样，他的兄弟和儿子都很多，如今自己的年龄大了，影响帝王前途命运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确保皇位的顺利继承，尤其是在唐太宗本人得位不正的前提下，如何避免兄弟残杀的悲剧再次上演，就成为唐太宗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现实问题了。

在唐太宗的14个儿子中间，最有资格继承皇位的当然是长孙皇后亲生的3个儿子：皇太子李承乾、次子魏王李泰（总排行为第四子）、三子李治（总排行为第九子）。

李承乾，字高明，生于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因他在承乾殿出生，就以此为名。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八月九日，时年三十岁的李世民继位，两个月后，即十月八日，他就匆匆忙忙地册立年仅八岁的嫡长子李承乾为皇太子，史书称，李承乾“特敏惠，帝爱之。”到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当唐高祖李渊病逝之后，唐太宗在守孝期间，就下令时年17岁的李承乾在东宫处理朝政。史称，太子“颇能听断”，从此以后，每当李世民出巡时，就命太子监国。

应该说，唐太宗对太子、诸王的教育还是比较重视的，给皇太子配备的宫臣也都是一些名臣。贞观四年七月十日，他提拔太子少保李纲为太子少师，以兼御史大夫萧瑀为太子少傅。李纲脚上有病，唐太宗特意赏赐给他一乘人拉的小车，让侍卫们把他抬到东宫，还下诏命皇太子亲自迎接他上殿、拜见。李纲给太子讲解君臣父子之礼，言语直接了当，听讲的人听得入迷，都忘记了疲倦，太子李承乾也对李纲肃然起敬。但可惜的是，到贞观五年六月，李纲就去世了。当时的李承乾还是比较好学的，只是在饮宴之后，会游戏过度，时任太子右庶子的李百药就撰写了《赞道赋》进行讽谏。唐太宗见到这篇文章后，派人对李百药说：“朕在皇太子那里看到你写的这篇赋，记述古代太子之事劝谏太子，这很好。朕挑选你辅佐太子，就是为此，希望你能始终如一地坚持下去。”并赏赐给李百药一匹御马，三百段丝绸。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唐太宗是维护太子李承乾的地位的。贞观七年，当唐太宗任命第三子李恪为齐州都督时，就曾对侍臣们说：“父子之情，岂能不愿时常相见？只是国事与家事不同，必须让孩子出外作为朝廷的屏障。另外，还让诸王之间早有各自的名分，杜绝他们的夺嫡野心，等我百年之后，他们兄弟之间也好和平相处。”他还高度重视对太子的教育，曾对太子左庶子于志宁、右庶子杜正伦说：“你们在辅导太子时，要多给他讲讲百姓们最关心的事情。朕十八岁时，还在民间，百姓的艰难，我没有不知道的。等到当上皇帝以后，每当处理政务时，还经常会出错，身边有人劝谏，才会醒悟。如果没有进谏的，我岂能总做好事？太子生长在深宫，百姓艰难一点都不知道，以后可怎么办？君主是国家安危所系，更是不可骄纵。君主只要发布一道不得进谏的命令，肯定天下人都不会进谏了，所以要克制自己的私欲，励精图治，容纳忠言，你们要经常把这些道理说给太子听，看到太子做得不对的地方，也要勇于直言劝谏，令其获益。”唐太宗还对魏征说：“自古以来，王侯最终能保全的少之又少，这都是由于生来富贵，骄傲懒惰，贪图享受，不知道亲近君子，远离小人。我想让子女们都能了解到这些。”遂命魏征把古代帝王、王侯子弟成功失败的教训汇集起来，取名叫《自古诸侯王善恶录》，分给诸王。书成之后，唐太宗连连称善，并对诸王说：“你们要把这本书放在案头，作为立身处世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