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自知者明，但要做到确实非常困难，这就像写文章的文士和有技术的技工一样，都自以为自己的技艺无人能比。只有遇到著名的文士和能工巧匠前来切磋，那些陈词滥调和拙劣的技巧才能暴露出来，由此可见，君主需要有劝谏的臣子来指出他的过错。日理万机，一人独断专行，就算再辛苦，岂能尽善尽美？我经常想到魏征能够随时随地地规劝我，多次正中我的错处，就像明镜照出影子一样，善恶毕现。”于是，唐太宗举起酒杯向房玄龄等人敬酒，勉励他们要向魏征学习。同年，唐太宗对侍臣们说：“历史上有时候君主昏聩，不理政务，而臣子在下面兢兢业业；有时候则是臣子在下面胡作非为，而君主却很清明，这两种情况，比较起来哪一种危害更大呢？”魏征回答：“君主清明，则能洞察臣下的错误，杀一儆百，谁敢不服?如果君主在上昏庸，不听忠言，即使百里奚和伍子胥在虞国和吴国，也无法避免祸患，国家败亡是必然的。”唐太宗说：“如果真是如此的话，那北齐文宣王高洋昏庸残暴，而杨愔以正道辅佐，国家也得到治理，这是为何？”魏征回答：“杨愔侍奉的是昏君，解救天下苍生，令国家仅仅幸免于大乱，就算如此，已显得非常艰难了。这与君主清明，臣下守法，敢于直言，君臣相互信任岂能相提并论？”
此时的唐太宗更加关心国家的长治久安。他问魏征：“我看前代君王有的传了十代，有的只传了一两代，也有自己一代就灭亡的。因此，朕经常心怀恐惧，生怕抚养百姓做得不到位，或者自己心生骄傲自满，喜怒无常，可是，这些往往自己认识不到，你给我说说，我将引以为戒。”魏征回答：“欲望和喜怒情感，贤能之人和愚蠢之人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贤能之人能够节制自己的情感，不让其过度，而愚蠢之人却放任自流。陛下圣德深远，居安思危，希望陛下能够经常做到自制，善始善终。”唐太宗问：“朕仰慕前代圣王，兢兢业业，在积德、累仁、丰功、厚利四个方面常常自勉，人苦于不自知，不知朕的所作作为，这四个方面各自做得如何？”魏征回答：“这四个方面陛下兼备，不过，陛下对内讨平祸乱，对外消灭戎狄，这是陛下的功劳；安抚百姓，令各自安居乐业，这是陛下的利；由此可见，陛下在功、利方面做得更多，至于德行、仁爱方面，只要陛下自强不息，也一定能够做得很完美。”
唐太宗在与群臣讨论治国之道时，总是刨根问底，反复发难。散骑常侍刘洎上书劝谏道：“帝王与平民，圣人与凡人，相差太大，难以相提并论，陛下颁发诏书，和颜悦色，鼓励群臣发言，还唯恐大家不敢说话，更何况陛下旁征博引，反复辩难，这让臣下如何对答？臣听说，上天以无言为贵，圣人也以不言为德，老子称：‘大辩若讷。’庄子称：‘至道无文。’这都是不希望多说话，所以，齐桓公读书，轮扁反对；汉武帝仰慕古风，汲黯讥讽，这都是不想让他们过分劳神。多记忆就会劳心，多说话就会伤元气，心气损伤，形神疲劳，开始不自觉，慢慢会留下疾患。陛下为了国家也该珍惜自己的身体，岂能因为兴趣而损伤自己？如今天下太平，这都是陛下治理的结果，要保持下去，不是靠雄辩等办得到的，只需忘掉爱憎，谨慎取舍，遇事崇尚敦厚质朴，一心为公，像贞观初年就可以了。像秦始皇那样强辩，就会因为自傲而失去人心；像魏文帝那样大才，也会因为言语空洞而失去声望。这就是口才好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例子。希望陛下善养浩然之气，择善而从，则天下幸甚。”唐太宗亲自写下回复：“不思考就无法治理好天下，不说话就不能阐述自己的想法。前些时候，我与臣下谈论的多于频繁了，轻视别人，逐渐傲慢，恐怕会由此产生。身体、精神、心智、元气，确实不该过多地耗费在这上面。听到你的良言，我一定虚心改正。”
唐太宗对自己在史书上的形象非常在意，他对谏议大夫褚遂良说：“你掌管起居注工作，近来你记载我的言行是好是坏？”褚遂良回答：“设置史官，君主的一言一行史官都会记载下来，善举自然会记录，过失当然也不会掩盖。”唐太宗说：“朕如今正努力做三件事，目的也是为了让史官们不再记录我的过失。一是总结前朝的成败，作为借鉴；二是广纳优良人才，和他们共同治理国家；三是远离群小之徒，不听信谗言。我希望能坚持这三点，用不动摇。”他还教育群臣要廉洁从政，不可贪腐，他说：“古人说：‘鸟栖于林，犹恐其不高，复巢于木末；鱼藏于水，犹恐其不深，复穴于窟下。然而为人所获者，皆由贪饵故也。’如今，臣子身居高位，接受朝廷俸禄，应当忠心、正直、公平、清廉，这样就不会有灾难，可以永保富贵。古人称：‘祸福无门，惟人所召。’身陷囹圄的都是因为贪心不足，这与被人猎取的飞鸟、游鱼又有什么两样？你们要引以为戒。”
贞观十六年，天下粟价一斗仅五钱，有的地方甚至一斗才三钱，唐太宗对侍臣们说：“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如果粮食歉收，那么国家就会失去民心，如今如此丰收，朕为百姓父母，想的却是要一心勤俭节约，不可奢侈浪费。朕经常想令天下之人都能富贵，如今，减轻百姓的徭役赋税，不夺农时，让人人自由耕作，百姓就可以富裕了；加强礼仪教育，让每家每户都能年少的尊敬年长的，妻子敬重丈夫，百姓们也就尊贵了。假如全天下都能如此，朕就算不听音乐，不去游猎，也自得其乐啊！”唐太宗对大理卿孙伏伽说：“制甲的总是千方百计把铠甲制作得非常坚固，唯恐被人破坏；造箭者却想把箭造得十分锐利，唯恐杀伤不到人，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各自有各自的职责。朕经常询问法官刑罚是轻是重，法官们总说如今的法网宽于过去，但我仍然担忧法官们总想把杀人当作自己的功劳，以沽名钓誉。要切实予以禁止，法律务必要做到宽厚、公平。”
贞观十七年，唐太宗对侍臣们说：“《左传》称：‘去食存信。’孔子说：‘民无信不立。’过去，项羽进入咸阳以后，如果能施行仁义，谁又能把天下从他手中夺去呢？”房玄龄回答：“仁、义、礼、智、信，被称之为五常，缺一不可。能努力做到，很有好处。商纣王不遵从五常，天下被周武王夺取；项羽没有信义，也被汉高祖战胜。”唐太宗对侍臣们说：“自古创业之主建立帝业，到子孙们掌权后，天下就乱了，这是为何？”房玄龄回答：“幼主生长在深宫，从小就很富贵，不知道人间的情伪，所以大多为政混乱。”唐太宗说：“你的意思是把过错推给了君主，我倒是感觉应归咎于臣子。功臣子弟大多没有才能德行，靠着父祖的资历而当上了大官，又不砥砺德行，奢侈骄纵。君主年幼，臣下又无能，天下岂能不乱？隋炀帝追念宇文述的功劳而把其子宇文化及提拔到高位，可是宇文化及却没有想着报效国家，反而弑杀了隋炀帝，这难道不是臣子的罪过吗？我之所以说这一席话，就是为了让你们大家要告诫你们的子弟，不要犯错，这才是国家值得庆幸的。”唐太宗又问：“宇文化及和杨玄感都是隋朝重臣的子孙，他们为什么要谋反呢？”岑文本回答：“只有君子才会知恩图报，像杨玄感和宇文化及之徒，都是些小人，所以古人看重君子而轻视小人。”唐太宗点头道：“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