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君集把麴智胜和当地的豪门大族都带回了国。侯君集讨伐高昌时，派人联络焉耆，要求焉耆发兵协助唐军，焉耆表示从命。等到高昌被灭后，焉耆王亲自来到唐营拜见侯君集，向侯君集反映说焉耆的三座城先前被高昌夺占，请求侯君集能归还给自己，侯君集上报唐太宗连同被高昌掳掠的军民也一并还给了焉耆。
高昌灭国后，唐朝的疆域向西拓展了几千里，东到大海，西到焉耆，南抵林邑（今越南归仁县），北到大漠，全部为郡县，东西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长一万九千一十八里。
贞观十四年十二月五日，唐太宗命侯君集在观德殿举行献俘礼，而后，设宴款待出征将士们。为了庆贺这一胜利，唐太宗还特意下令准许天下百姓大吃大喝三天。不久，唐太宗又任命麴智胜为左武卫将军、金城郡公。唐军把俘虏的高昌乐师交给了太常，增加九部乐为十部。
侯君集占领高昌之后，私藏了高昌很多珍宝，将士们知道后，上行下效，也都纷纷抢劫，侯君集也制止不住了。等到唐军回国后，有关部门予以弹劾，唐太宗大怒，下令把侯君集等人一并打入了大牢。中书侍郎岑文本劝谏道：“高昌国王头脑混乱，陛下才命侯君集等人出兵讨伐，如今，我军凯旋而归，可是不出十日，陛下却又将将帅们打入了监牢。虽然是侯君集他们咎由自取，但恐怕天下人会说陛下只追究他们的罪过而忘记了他们的功劳。臣听说过，命令大将出征，最看重的是能击败敌人，只要能取胜，即便贪婪一些，也该赏赐；如果战败了，即使非常廉洁，也该诛杀，所以说，汉朝的李广利、陈汤，西晋的王濬，隋朝的韩擒虎，都曾犯有过错，可君主却因为他们的功劳依然予以重赏。由此可见，武将们廉洁谨慎的少，贪得无厌的多，因此，黄石公的《军势》上说：‘使智，使勇，使贪，使愚，故智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者急趋其利，愚者不计其死。’希望陛下能够记下他们立下的小功，忘记他们犯的大错，让侯君集重新回到朝廷，继续为陛下效力，虽然他不是一个清廉之臣，但还是贪婪愚蠢的将领，这样一来，虽然陛下违背了法律，可您的德行却更显著了，侯君集等人虽然被赦免了，可也更加彰显了他们的罪行。”唐太宗就赦免了侯君集等人。又有人控告薛万均与高昌妇女私通，薛万均不承认，唐太宗就从宫中把那位高昌妇女送到大理，与薛万均对质。魏征劝谏道：“臣听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如今让大将军与一个亡国的妇人在大庭广众之下对质一些床笫之事，就算是真的，收获也很小，如果是假的，损失就大了。昔日，秦穆公赏赐给盗马贼美酒，楚證hong王赦免了绝缨之罪，何况陛下的德行要高过尧舜，难道连秦穆公和楚證hong王都赶不上吗？”唐太宗听了，赶忙下令释放了薛万均。
在讨伐高昌时，侯君集的战马前额化脓生蛆，行军总管赵元楷亲自用指头沾着脓水闻闻，御史弹劾赵元楷太谄媚了，唐太宗将其贬为括州刺史。高昌平定后，众将都接受了赏赐，唯独行军总管阿史那社尔以没有唐太宗的圣旨，不予接受，后来，等到唐太宗专门下达了命令后，阿史那社尔这才接受。他在接受赏赐时，也只取了一些老弱的人口和老旧的器皿而已，唐太宗听说后，对他的清廉非常赞赏，把从高昌那里缴获的宝刀和一千段丝绸又赏赐给了他。
一百六十三、防微杜渐
还是在贞观十三年五月，唐太宗打算讨伐高昌时，魏征又上了一篇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
魏征的这篇奏疏，与他在贞观十一年所上四个奏疏的背景差不多，都是在他发现了唐太宗逐渐开始奢侈浪费、贪图享受的情况下写的，而这篇奏疏写作的时候，唐帝国的内外还面临着一系列复杂的情况：一是高昌国王联络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公然挑战唐朝的权威，唐朝即将对高昌一战，这一战前途未卜；二是结社率刚刚发动了未遂政变，唐太宗对东突厥乃至整个少数民族政策即将发生重大变化，可能会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三是吐蕃的崛起成了唐帝国不得不重新审视的问题；四是唐太宗自我感觉良好，在一些重大决策上出现了独断专行的苗头。比如比如分封世袭刺史等等，被证明是一个荒唐的决策，任其发展下去，后果不堪设想，有必要进行敲打。
正巧，在这一年的五月发生了旱灾，唐太宗下诏命五品以上官员上书言事，于是，魏征就写下了这篇奏疏，他在奏疏上说：“我看自古以来帝王登基即位，都想万代相传，传之子孙，所以，他们端居高位，治理天下，在谈及治国之道时，都会崇尚淳朴而抑制浮华；在说到选拔人才方面，也都称尊贵忠良而鄙视奸邪谗佞之人；在言及建章立制时，都摒弃奢侈浪费而倡导勤俭节约；在涉及到国家财富时，也都重视五谷、布帛而轻视珍稀奇异之物。然而，在君主登极之初也都会谨慎遵守这些，但安定之后，大多便反其道而行之，致使风化败坏下来。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君主高居天子尊位，拥有四海之富，无人敢于违背自己的言行，时间长了，公理逐渐被私情所掩盖，自制被个人嗜好所损，难道不是如此吗？俗语说：“不是难于明白道理，而是身体力行难；也不是身体力行难，而是始终如一难。”这话确实不假啊！
陛下您刚刚成年，便拯救乱世，平定天下，开创帝业。贞观初年，您刚入壮年，抑制欲望，诸事节俭，身体力行，国泰民安，步入鼎盛。论起功劳则商汤、周武也不能与您媲美，说到德行则您与尧、舜也差不太远。我自从被提拔到您身边，已经十余年了，每在殿下侍奉，多次聆听到您圣明的旨意。您常常承诺说，要永远尊奉仁义之道，决不放弃；还说将始终不渝地保持俭约之志。一言可以兴邦，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陛下说的话还萦绕在我的耳畔，我岂能忘掉？然而，近年以来，陛下您昔日的志向稍稍有所偏离，敦朴、俭约之风逐渐消失。现在，我谨以我自己的所见所闻，逐一罗列如下：
陛下在贞观初年，实行无为而治，个人无为无欲，令清净祥和的政治氛围，连边疆蛮荒也都受益无穷。考察今日，这种政治氛围已逐渐消失，您说出的话远远超过前代圣明君王的，可落到实处的举措连平凡的君主都赶不上。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汉文帝、晋武帝在历史上的评价都算不上是最上等的明君，但汉文帝却能辞谢外邦献上的千里马，晋武帝也能焚毁远方贡献的雉头裘。今天，您却从万里之外寻求骏马，从国外搜购珍奇之物，您的这些举动被路人嗔怪，令异族轻视，这是您逐渐陷于不能善始善终的表现之一。